若問浙江人最引以為傲之處，那就是務實、敢闖的勁頭，更有講法、守法的精神。將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運用于經濟社會治理，浙江先行先試。
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主要領導主持建設“法治浙江”這一省委年度重點調研課題，調研足跡遍及全省40多個鄉村、社區。2006年，浙江率先提出建設“法治浙江”，作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方略的總載體，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主戰略，不斷提高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法治化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民權益。
這張“法治浙江”建設的藍圖，浙江歷任領導一繪到底，以法治促發展、謀民生、保和諧。八年來，順應浙江發展新定位、新要求和新機遇，“法治浙江”建設的內涵也不斷豐富完善。
“把法治精神作為主心骨，真正信仰法治、堅守法治。”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說。
以法治思維推動中心工作
“成立村級河道保潔隊，實行雨污分離；村莊禁養生豬，家禽實行集中圈養。”不久前，衢州市龍游縣橫山鎮脈元村村民代表大會剛剛通過新的村規民約，增加了好幾條保護水環境的條文。
“這就是我們村新修訂的‘小憲法’，人人要遵守，互相來監督。”脈元村村支書周志明說。
今年，浙江打響一場治水攻堅戰，治污水、防洪水、排澇水、保供水、抓節水“五水共治”，倒逼轉型升級，破解“水鄉難覓清水”的尷尬。錢塘江上游的龍游縣，也是傳統生豬養殖基地，縣里下決心拆除“低、小、散”養殖場，生態化、工業化治理生豬養殖污染，力保“一江清水出龍游”。河道如何長效保潔、生態如何有效保護？最近，龍游陸續有30多個村，通過法定程序修訂村規民約，寫入“五水共治”等內容，引導群眾共建共享美麗家園。
在治水攻堅戰中，浙江已有6442公里“垃圾河”、3636公里“黑臭河”得以清理整治。一些多年惡臭渾濁、群眾意見強烈的河流，初現水清岸綠的怡人景象。“治水”之所以見實效，不是領導一時“拍腦袋”，也不是光靠行政命令來推動，其中離不開法治的引領、推動和保障。一些地方除了有“河長”，還設有“法制副河長”，宣講環保法規、解答法律問題；社區法律服務中心、農村法律顧問團等深入矛盾一線，提前介入、同步解決糾紛；去年以來，各地多起因污染環境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也對不法企業形成更大威懾。
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決策部署，將中心工作的推進作為“法治浙江”建設的試驗田、試金石。近年來浙江推進改革發展各項重點工作的背后，都有法治的力量在支撐，建設“法治浙江”，也有了干在實處的大平臺、落腳點。
去年以來浙江改造舊住宅區、舊廠區、城中村，拆除違法建筑，也正因為始終貫穿法治化的治理模式和思路，原本難度很大的拆違工作，也平穩有序推進。
“搬完屋子里的東西，我就把鑰匙交了。”嘉興市秀洲區王店鎮花鳥港村的錢永民，是村里最早同意拆除自家違法建房的村民之一。“村支書和聯村干部上門好幾趟，法律規定講了好幾回，《土地管理法》里頭確實有一條‘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的規定。當時建的時候比著人家都在建，現在看看周圍其他村都在拆，不能不服氣了。”
村里排查摸底，總共22戶存在這種“一戶多宅”的違法建房情況，村支書徐新榮每戶人家都要上門三次以上，一條條法律法規解釋到位，一幢幢違法建房核實認定，換來一把把鑰匙主動上交，一支支工班進駐助拆。
“改革不依法，天天當被告。”浙江啟動“三改一拆”之初，就于制度安排中體現法治的要求。針對“三改一拆”等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全省各級人民調解組織調解成功率96.84%。目前，浙江累計拆除違法建筑2.45億平方米，新增可用地24.29萬畝，舊住宅區、舊廠區、城中村改造面積2.69億平方米，超過了3年行動計劃的預期目標。
用率先創新撬動法治進程
“和審批打了多年交道，現在辦事最‘通氣’。”在富陽市行政服務中心大廳辦事的富春第八小學籌建組工作人員李炎勝有切身體會，“以前一個項目前置審批就要花七八個月，現在也就兩個來月。原來部門審批需要5個工作日，現在最快只要1天，最晚不超過3天。”
今年3月全國首個“曬”出縣域“權力清單”的富陽，“曬”的同時，動真格“自我革命”，該減的減、該去的去，群眾打交道最多的常用行政權力，從2551項到1465項，削減了四成多。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優化再造審批流程，還創新并聯審批、“中介超市”等做法，讓群眾直接感受到改革成效。
在以往三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基礎上，今年浙江審改再次邁出大步。繼今年6月在網上曬出首份省級“權力清單”后，浙江又率先啟動“責任清單”編制，年底前省級部門、市縣政府部門都要拿出“責任清單”上網曬一曬。
“要讓法治成為浙江改革發展的重要資源和競爭力。”省長李強說，要改變以往政府存在的“越位、錯位、缺位”問題，都離不開法治這把“尺子”。法治環境更優，才能讓老百姓創業創新更加自由、更加安全。
“權力清單”管的是政府部門“亂作為”問題，“該放的放到底”；“責任清單”則管住“不作為”，“該做的做到位”。加上先后公布的企業投資負面清單、財政資金管理清單，浙江從這“四張清單一張網”發力，構建法治政府，以此作為“法治浙江”建設關鍵一環。
同樣，在人民民主、地方立法、公正司法、權力監督等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浙江的創新探索“亮點”紛呈。
在全國率先探索開放式的“開門立法”。最近，浙江省人大常委會首創省人大代表分專業、有重點參與立法的新機制。有115名代表從立法調研項目庫中選擇了重點參與的法規項目，有的代表還參加了所選法規項目的起草。為了讓立法更“接地氣”，今年，浙江還設立了27個立法基層聯系點，直接收集了解基層群眾對地方立法的期待。
在全國率先出臺加強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的意見。去年，政協重點提案經過“公推協商”遴選，選擇“民族鄉鎮政策扶持”“空氣污染防治”兩個系列19件提案，“打包”集中協商督辦。今年，“三級政協聯動、萬名委員同行、助推五水共治”專項集體民主監督，成立1297個監督小組、1363個暗訪小分隊，提出意見建議4728條。
在全國率先建立“陽光司法”指數評估體系。去年發布全國首個“陽光司法”指數測評報告，113項測評指標涵蓋法院審判執行工作所有環節。全省1783個審判法庭全部實現數字化，庭審過程全程錄音錄像，三級法院累計上網公布裁判文書130萬余份，數量居全國之首。今年7月開通的“浙江法院公開網”，是全國首個省、市、縣三級法院一體化的司法公開網絡平臺。浙江檢察機關也通過互聯網或案件管理大廳，公開了相關法律文書。
讓法治“根系”在基層越扎越深
“3000萬元的財政專項資金，給了103個單位、160個項目，‘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太分散了！”“對科技含量高的服務業企業，應該在補助政策上多傾斜。”
今年9月，溫嶺市舉行了一場評價財政專項資金績效的民主懇談會。市人大代表、企業負責人、普通市民、專家學者等參會代表各抒己見，意見犀利。市財政局負責人當場表示，將匯總各方意見，建議修訂完善扶持政策，讓財政資金更好地“四兩撥千斤”。
溫嶺是“民主懇談”這一基層民主形式的首創地，如今用民主懇談來評價財政資金績效，在全國也是頭一次。
近幾年溫嶺所有部門預算逐步都向社會公開，“參與式預算”越來越深入民心。去年首次實行“部門預算票決制”，市農業林業局、科技局兩個試點部門的預算，首次提交全體人大代表集中審議。有代表現場“開火”：“中央都要求削減‘三公’經費，農林局‘三公’經費預算不減反增30多萬元，建議重新修編。”經過連夜修改，農林局“三公”經費預算減少了130多萬元。修改后的兩部門預算才被人大代表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
隨著民主懇談、民情懇談、村務公開、村務監督等制度全面推開，“法治浙江”在基層的“根系”越扎越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王輝忠說，要讓民主法治理念滋養和激活每一個社會“細胞”。
金華市武義縣白洋街道后陳村86歲的洪佐云老人，對10年前全國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在后陳村掛牌的場景，記憶猶新。當年后陳村是武義“上訪第一村”，幾任村干部因經濟問題“落馬”，干部召集村民會議每每罵聲一片。這才“逼”出了村務監督委員會的成立。
“過去村民怕干部做事，總懷疑村干部撈好處；現在一切都在陽光下，村民就怕干部不做事。”后陳村村支書陳忠武感慨地說，“村監會給群眾一個明白，也還干部一個清白。”10年來，后陳村保持“四個零”的紀錄：群眾零上訪，干部零違紀，群眾零投訴，違規收入零入賬。
被稱為“后陳經驗”的村務監督委員會制度，在全省、全國推廣，2010年寫入《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一個村莊應急的“治村之計”，發展完善為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的一項制度設計。
如今，浙江村村都有村務監督委員會、村級便民服務中心，95%的村達到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規范化建設標準，90%以上的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規民約等制度，全國或省級“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區”已有676個。
農村村務決策由“少數人說了算”轉向“村民當家作主”，城市社區重大事務則從“為民做主”變成“由民做主”。
杭州市上城區湖濱街道有個“湖濱晴雨”工作室，聘請區域內“兩代表一委員”、居民、企業員工、新杭州人等代表為“民情觀察員”，搜集民情民意，回應居民訴求。杭州市出臺“60歲以上老人公交乘車半價”的惠民政策、針對垃圾處理難題提出的“實名制”家庭垃圾分類辦法等，都出自“民情觀察員”的意見建議。通過民主協商，讓居民煩心了多年的危舊房改善、自來水一戶一表安裝等民生難題一一得以解決。（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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