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州市原副市長曹鑒燎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并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為官近３０年的曹鑒燎，歷任鎮黨委書記、三個區“一把手”，又官至廣州副市長，在新城開發、舊城改造中濫用權力瘋狂斂財，涉案金額高達近３億元。
以權力為籌碼、用經濟學思維“運作”腐敗產業，曹鑒燎精心營造起一條貪腐產業鏈：許多地產老板、村官、實權派官員前呼后擁，有人為他買別墅，有人為他建會所，有人充當他的“投資代理人”。
“按經濟規律辦事”拒絕提拔只為坐地斂財
“小的不貪貪大的。”在接受審訊時，曹鑒燎直言不諱地說。在長達２０多年的貪腐歷程中，擁有高級經濟師資格的曹鑒燎始終不忘“按經濟規律辦事”，甚至為此三番五次拒絕組織提拔。
記者從權威渠道獲悉，在沙河鎮任黨委書記、鎮長期間，有關部門幾次想調他上天河區，曹鑒燎竟表示“不愿意”。舍不得走，不是為了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而是因為鎮領導位子“含金量”更高。
早在１９９２年，香港老板范某找到時任沙河鎮黨委書記的曹鑒燎，希望獲得原沙河鎮政府所在地塊的開發權。曹鑒燎欣然允諾，事后范某給曹鑒燎送了２００萬元人民幣。
此后，在廣州市規劃開發珠江新城的過程中，由于鎮一級干部有很大自主權，可以通過協議轉讓方式靈活出讓村集體土地，曹鑒燎更不愿因提拔調動失去斂財機會。
有冼村村民回憶說：“２０多年前，為了能繼續留任斂財，曹鑒燎通過下屬讓我們聯名寫信挽留他，當時不懂什么意思，現在想來真是荒唐。”事實上，后來，直到發現在天河區任職“賺錢”機會更多，曹鑒燎才接受了提拔。
在不少干部群眾眼中，曹鑒燎是天河區的“影子地主”。經辦案部門調查，在珠江新城大開發的十多年間，曹鑒燎通過控制鎮村集體留用地的協議轉讓，指定自己的“關系戶”和村集體合作，為多個房地產公司在拿地和經營上提供幫助，收受了相關地產商數千萬元的巨額賄賂和房產、商鋪。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增城市委書記后，曹鑒燎繼續如法炮制，在舊城改造中“參股”開發商的項目，并為其改規劃、提高容積率。知情干部透露，就在案發前兩周，曹鑒燎還主持會議研究決定，一次性出讓“三舊改造”土地２０多塊。
增城市一名處級干部說，改造項目原本只需上市政府常務會議討論，但曹鑒燎上任后提出市委書記也要參會。“他借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要求加班加點搞改造，領導既然拍板，我也只能履行程序，沒有辦法。”
表面看是積極干事，背后其實卻是大把撈錢。相關部門初步查明，曹鑒燎涉嫌收受他人錢物折合人民幣７０００多萬元，另有２億多元的涉案金額，檢察機關正在進一步調查取證。
曹鑒燎案在黨內通報后，引發許多黨員干部的憤慨。廣東省紀委一位負責人說：“有的黨員干部身在組織內，卻向往體制外的商人家財萬貫、紙醉金迷。他們既想當官、又想發財，甚至把當官作為發財的渠道。這樣滿腦子整天想著賺錢發財的人，怎么能做好工作？！”
腐敗合伙人：村官、老板、實權派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曹鑒燎身邊最多的“朋友”是商人老板。為了在項目開發、公司經營上得到曹鑒燎的各種關照，老板們不惜斥巨資買別墅、建會所，甚至為曹鑒燎的情人支付高達上千萬元的“分手費”，讓曹鑒燎縱情享樂。
在官商交往中，權力投資、利益交換無處不在。“要不是曹鑒燎關照，高德置地集團董事長蘇萌至今可能只是個搞批發的小老板。”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在珠江新城開發初期，曹鑒燎幫蘇萌低價囤地、出謀劃策，使蘇萌十多年就變成身家超百億的開發商。為感謝曹鑒燎的關照，蘇萌則“借款”數千萬元港幣給曹鑒燎的親屬用于投資、炒股。
“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會職務不分、身份不分、立場不分、吃喝不分、錢財不分，慢慢就把自己和他們等同起來了。”曹鑒燎向有關部門交代說。
除官商勾結之外，為拉攏關系、擴大腐敗產業鏈，曹鑒燎不惜給其他部門的實權官員送“項目”，給下屬送錢，拉更多人“下水”。
在不兼任沙河鎮委書記、鎮長后，曹鑒燎把老部下何繼雄提拔為沙河鎮鎮長，并由何繼雄的姐姐任沙河鎮經濟發展總公司總經理。后來成為廣州市協作辦黨委副書記的何繼雄交代說，１９９９年曹鑒燎親自給他送上巨款，這讓他心甘情愿跟曹鑒燎一起撈錢。
廣州市房管局原副局長譚麗群也是曹鑒燎的“腐敗合伙人”。上世紀９０年代，在曹鑒燎支持下，譚麗群僅出資３０萬元就長期控制珠江新城某地塊。土地升值后，曹鑒燎又介紹房地產公司老板接盤，幫助譚麗群等獲利２６００萬元，他則從中分得９００萬元。
據廣州市紀委通報，何繼雄、譚麗群均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被紀檢部門立案調查。
在腐敗村官被紀檢部門“一窩端”、位于廣州商業繁華地段珠江新城的冼村，畏罪潛逃的冼村實業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盧穗耕也是曹鑒燎手下“馬仔”，許多涉案村干部都收過曹鑒燎和地產商派發的“糖衣炮彈”。一些村民告訴記者，在曹鑒燎庇護下，大量集體土地、物業被盧穗耕等低價出租，村民利益嚴重受損。曹鑒燎案發后，冼村村民廢除、調整了曹鑒燎干預下簽訂的租約，僅村集體每年增收的租金就達１億多元。
“邊腐邊升”：反腐高壓線為何難“通電”？
從沙河鎮黨委書記到廣州市副市長，曹鑒燎為官近３０年，為何能“邊腐邊升”官至廣州副市長？特別是多次“拒絕提拔”也未引起有關部門懷疑？
事實上，對曹鑒燎的質疑和舉報早已有之。２０１０年冼村啟動舊城改造后，懷疑背后有“貓膩”的村民多次集體舉報、反映問題，但直至２０１３年冼村班子成員被紀檢部門“一窩端”，曹鑒燎才被“拔出蘿卜帶出泥”。
連曹鑒燎自己在接受審訊時都承認，其在天河區任職時就聽說有人告他的狀，但后來也毫發無損。“因為第一我比較謹慎，第二有些東西也沒有暴露。１９９２年我就收了人家一筆錢，組織上也沒有深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教育與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認為，這表明過去反腐力度不夠，有多種因素導致反腐機構不能有效運作，甚至對一些被舉報的官員也沒有及時展開調查。加上曹鑒燎“演技高超”，因此“邊腐邊升”問題比較嚴重。
專家認為，曹鑒燎的貪腐歷程折射出過去有關部門選人用人標準的局限。“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背景下，部分地區在選人用人上更傾向于‘經濟能人’，把經濟增速的多少當作主要政績，卻忽視了干部的黨性修養、法治素養和道德品行。”廣東省委黨校副教授張浩說。
曹鑒燎到任增城后，曾在一個研討會上提出，增城要成為廣州東部新城副中心，規劃要力爭做到１０００年不落后。如此貽笑大方的觀點，卻曾成為當地宣傳的重點。一些曾與曹鑒燎共事的干部說，曹鑒燎雷厲風行、很有魄力，有些拆遷改造復雜艱難，但在他的強勢指揮下很快就完成了任務。
與此同時，有關部門對干部的考察缺乏全面性，相關防腐機制未能嚴格執行。如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制度在黨內法規中早已明確，但曹鑒燎在國內、海外都購置不少房產，十多年前就把妻子、兒子移居香港，還為自己編造假身份、獲得香港永久居留權。如果相關制度得到落實，曹鑒燎不會如此猖獗，甚至在案發前險些逃脫。
張浩認為，在選拔任用干部中，組織部門除了通過程序上的民主和公開進行防范，還要在事后進行追責，“建議盡快提升反腐制度的針對性和操作性，深化推進地方黨政一把手經濟責任同步審計，加強對重大領域、重大項目、重要資金的審計監督。”（毛一竹、詹奕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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