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間賣假貨，可要小心了。2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負責人表示，新業態、新模式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新挑戰，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直播帶貨“即時性”“受眾廣”等特點，通過“直播引流”“真假混賣”方式銷假，不僅侵犯知識產權，也損害廣大消費者權益，需要加大懲治力度。

最近幾年，隨著直播帶貨行業迅猛發展，直播帶貨銷假問題愈發凸顯。在各級消費者協會發布的“6·18”“雙11”等消費維權輿情分析報告中，在黑貓等投訴平臺上，直播間銷假已經成為“常客”。即便在擁有強大選品團隊的明星網紅、甚至超級頭部主播的直播間中，因假貨“翻車”的，十個手指頭恐怕都數不過來。

混濁的水中好摸魚。一方面，作為新業態、新模式，直播帶貨門檻低、天花板高，一場直播創造上億銷售額的也不少，不少人想來闖一闖；另一方面，直播帶貨售后服務體系有待完善，平臺監管機制不健全，商家良莠不齊。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因素，即相較于其他購物渠道，愿意花時間在直播間買東西的群體更加注重性價比，低價成為核心吸引力。主播為了提高銷量，通常會向供貨方壓價，一些不良企業為了避免利潤空間受到過分擠壓，就會在成本上下功夫，比如使用假貨。某種程度上就是人們常說的“便宜無好貨”。

主播可能被巨大的利潤迷了眼，懷著僥幸心理知假賣假，也可能在無意間賣了假貨。一個較為直觀的例子：手續齊全、流程合規情況下，羅永浩所售羊毛衫被查出是假貨，后發現是供貨方偽造了文書。類似因供貨方提供虛假授權文件、檢驗報告，把假貨送進直播間的主播還有不少。有團隊的主播識別假貨尚且不易，普通消費者要“避雷”則更為困難。面對鑒定費用快趕上商品價格、維權取證難等問題，選擇維權的寥寥無幾。

正如最高檢指出，相較于傳統銷假犯罪案件，直播帶貨銷假犯罪具有隱蔽性強、鏈條化和跨區域特征明顯、電子證據數量龐大復雜等特點，對證據的收集與審查要求更高，在侵權商品認定、直播展示商品與實際發貨商品同一性的比對、犯罪嫌疑人主觀故意的證明、共同犯罪判斷、犯罪數額計算等方面存在難點。對此，廖某等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中，檢察院就曾在公安機關立案后即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實現從“供貨”到“帶貨”的全鏈條打擊，體現了加大力度懲治直播帶貨銷假的態度。

事后撲火，也要風控前移。消費者要做的，就是盡量避免沖動消費。許多人基于對主播的信任下單，可一場直播數十個商品，誰能拍著胸脯保證每個選品都沒問題？“一共30單就上1分鐘”“錯過就再也沒有了”，更不排除是營銷話術。有明星直播間311萬觀眾中只有不到11萬人是真實的，人氣、銷量這些都可以“注水”，供應方和主播想賺錢的心倒是真的。所以說，氣氛到了，也要看看其中有沒有“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