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是具有千年歷史穩定性和重大社會影響性的區域文化，內容豐富、特色鮮明，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坐標體系上具有獨特價值和顯著地位，彰顯出國家標識性意義。
徽州文化具有很強的區域性特征
徽州文化的區域性很強，有明確的內涵與外延，形成相對獨立的文化圈，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區劃空間的千年穩定性。“徽州”是一個歷史文化地理概念，其區劃空間特指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為“徽州”后所轄的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婺源六個縣，明代以后俗稱“一府六縣”，一直保持穩定，直至民國。當下的行政區劃，歙縣、休寧、黟縣、祁門四縣歸屬安徽省黃山市，績溪歸屬安徽省宣城市，婺源歸屬江西省上饒市。2008年開始建設的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區，其行政區劃就是以清末徽州“一府六縣”為基礎，總面積13881平方公里，總人口200余萬。
地理環境的相對獨立性。徽州介于萬山叢中，自然地理環境相對獨立，所謂“東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厄”，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地理空間。水系上，以黃山山脈為南北分水嶺，南坡有流向東南方向錢塘江流域的新安江水系，有流向西南方向鄱陽湖流域的昌江水系和樂安河水系；北坡有直接流入長江的青弋江水系和秋浦河水系。其中新安江為錢塘江上游，古稱“浙江”“漸江”，為徽州的“母親河”。自古徽州就有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傳統，生態環境極佳。
文化現象的多元一體性。徽州地處江南，春秋屬吳，吳亡屬越，越滅屬楚，秦時始設黟、歙二縣。土著人是越人，西晉之后，隨著北方中原世家大族源源不斷地遷入，土著越人與中原客人充分融合。南宋以后步入“徽州時代”，社會穩定，文化發展，在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印刷出版、醫藥衛生等領域，以及在社會經濟、社會生活、社會交往、傳統工藝、風俗民情等方面，徽州人都有非凡創造和突出表現，文成風、學成派、商成幫、俗益雅，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文化現象。這些文化現象不是隨機雜亂的，而是源于同一主體的創新創造，多元一體，有著自己內在的整體性，構成了“徽州文化”體系。徽州文化對內有共性，對外有個性；既具有自身超強的凝聚力，也具有強大的輻射力；核心區是古徽州的“一府六縣”，形成“徽州文化圈”，徽州的周邊受其輻射影響，成為“亞徽州文化圈”。
徽州文化具有顯著的文化標識
徽州文化是發源于徽州區域，并由此輻射和影響全國的文化。它是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其中存在許多文化標識，既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也具有國家性的象征意義，彰顯出高度的文化辨識度和深刻的文化內涵。
一是文化地理標識。它直接產生于徽州區域，千百年來受到外界普遍認同，至少有六大項。其一是“程朱闕里”，徽州是宋代理學的奠基者程顥、程頤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且皆出自歙縣篁墩。其二是“東南鄒魯”，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在任徽州司戶參軍期間，就寫詩將徽州比作“鄒魯”；到了元代，徽州已有了明確的“東南鄒魯”之譽，為徽州文風昌盛、教育發達的代名詞。其三是“禮儀之邦”，徽州人宗族管理上遵依朱子《家禮》，人際交往上奉行“禮讓之先”，鄉村治理上踐行“禮法兼治”，所謂“禮義之國，習于人倫”。其四是“人文輩出”，徽州在宋代以后“名臣輩出”，元明清時期更是“人文郁起，為海內之望，郁郁乎盛矣”。其五是“文獻之邦”，儒風獨茂，所謂“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明代早中期時，徽州就有“文獻之邦”美名。其六是“徽商故里”，自南宋以來，徽州持續為全國各地輸送商業人才，形成了影響力最大的商幫，足跡遍天下，明清時期曾創造“無徽不成鎮”的輝煌業績，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徽州這些文化地理標識皆是歷史上形成并獲得人們廣泛認可的，有的就是出自官方的認定。它們皆源自于徽州自然地理、社會和文化生態本身，具有文化性質的獨特性和地理空間的唯一性。
二是文化形態標識。南宋以后，徽州人幾乎在文化的所有領域都有突出貢獻，在文化的許多方面都有深刻創造與發展，以至于形成有自己風格與特點的流派。除商業經營上的“徽商”外，歷史上得到認同的流派還有：哲學上的“新安理學”，形成于南宋，開山鼻祖即朱熹本人；經學和考據學上的“徽派樸學”，為“乾嘉學派”中的“皖派”，代表了清代學術的最高成就；繪畫藝術上的“新安畫派”，為明清以來中國山水畫藝術的一座高峰；篆刻藝術上有“徽派篆刻”，曾在明清中國篆刻界長期占據統治地位；雕版印刷上有“徽派刻書”，始于南宋，興于明清，在我國雕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版畫藝術上有“徽派版畫”，興于元明，延至民國，在中國美術史上獨樹一幟；戲曲藝術上的“徽劇”，是國粹京劇的前身；建筑工藝上有“徽派建筑”，這是一項偉大的發明，實現了中國北方平原地區四合院與南方山區干欄式兩種建筑形式的有機結合，社會影響極大；傳統醫學上有“新安醫學”，形成于宋元，興盛于明清，為我國醫學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飲食文化上有著名的“徽菜”，精選材料，強調原汁原味和兼顧各地口味，曾被譽為“中國老百姓認為最好吃的菜”，現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文房四寶則有著名的“徽墨”與“歙硯”，元代之前還有“澄心堂紙”和“汪伯立筆”，皆為貢品，深受士大夫階層和文人喜愛；雕刻工藝上有徽派磚雕、木雕、石雕，并稱“徽州三雕”，其工藝在今天都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文化形態皆是歷史上形成且獲得社會認同的，各個形態完整，內涵和外延確定，既具有鮮明的徽州特色，更是在各自領域影響深遠，成為顯著的文化標識。
三是歷史名人標識。徽州的歷史名人眾多，許多人在中國以及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有重要地位，曾影響歷史發展的進程。南宋以后，具有標識性的人物有南宋大思想家朱熹，元代著名理學家鄭玉，元末明初著名學者和政治家朱升，明代著名文學家程敏政、杰出的醫學家和新安醫學奠基人之一汪機、著名軍事家和抗倭英雄胡宗憲、著名醫學家和《古今醫統大全》編纂者徐春甫、著名戲曲文學家汪道昆、珠算大師程大位、著名出版家和發明家胡正言、著名制剪工匠張小泉，清代著名學者和教育家江永、著名醫家和《醫宗金鑒》編纂者吳謙、“乾嘉學派”之皖派領袖戴震、著名理財家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王茂蔭、著名徽商胡雪巖，近代著名鐵路工程專家和中國鐵路事業的奠基者詹天佑，近現代著名山水畫家和繪畫理論家黃賓虹、“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學者和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適等。這些徽州歷史人物還僅是龐大徽州人才群體中的極小一部分，他們或在正史里有傳，或在《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里有條目，每一位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過突出貢獻，其學術思想和業績，不僅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徽州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與地位
徽州文化是地方區域性文化，但價值和影響卻是普遍性與全國性的。立于中華傳統文化大的坐標體系上考察，可以發現徽州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地位：
一是中國漢民族山區農耕文化自我傳承的突出代表。中國傳統社會是農耕社會，農耕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色。徽州境內山多地少，早期生活的土著越人在生產方式上是持鉞而作，刀耕火種；西晉之后大量中原士族遷入，最終“反客為主”，直接將中原文化移植到徽州，并結合徽州山區的實際與特點進行了創造性轉化。人們聚族而居，形成一個個山區村落；各宗族注重血緣、強化宗族管理，形成具有唐宋遺澤的宗族社會。在文化教育上，崇文重教，傳承與傳播儒家文化；在婚喪嫁娶、歲時節令上，延續中原漢族習俗，恪守朱子《家禮》；在生產方式上，引進中原發達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手工業技術,促進了徽州山區農林業的開發，農業生產大量使用鐵農具和普遍推行深耕細作，并將中原“堰塘式”農業灌溉技術與徽州山區地形結合，形成極具徽州特色的“堨塘式”山區灌溉農業，等等。如此狀況，宋代時業已形成，之后一直延續。農耕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底色，內陸中原山區農耕文明是徽州文明的主色調，漢文化圈山區農林經濟一直在徽州占主導地位，它自我傳承，直至20世紀80年代才植入旅游業，構筑與開創了徽州旅游經濟與文化，但本色沒有變。
二是南宋以后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典型縮影。中國傳統社會從宋代以后進入后期發展階段。徽州社會在北宋時期趨于成熟，徽州文化在南宋時期開始形成，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在幾乎包括中國傳統社會的所有文化領域，徽州人都有自己的建樹，這些流派呈系列性和整體性，各個都是與時俱進的產物，都是吸納相關領域的積極成果之后又融入自身的內容與特色，最后形成代表時代發展前沿的成果，具有充分的典型性和先進性，曾各領風騷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徽州文化的系統性、豐富性、輝煌性，體現出它是宋代以后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整體投影；同時，又由于其內容的深刻性、典型性和全國影響性，決定了它是典型縮影，成為主流形態，是宋代以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典型標本。
三是中國傳統鄉村民間社會與文化發展的真實展現。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曾占了絕大部分。徽州屬于農村，并且是遠離政治中心的典型山區農村。徽州文化就是徽州山區農村老百姓在生產、生活及社會交往實踐中產生的，反映的是中國鄉村社會與文化發展的真實情況。盡管它具有典型性和輝煌性，但這種典型是一種切近于基層社會的典型，其輝煌也是一種根植于平民百姓的輝煌。徽州文化是由千千萬萬的徽州老百姓立足現實的創造，其創造的動機，未必是出于一種崇高和偉大，而是為了生存與發展；創造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追求一種卓越和永恒，而在于一種適意與平凡。徽州文化不是帝王文化、仕宦文化，也不是市井文化、學院文化，它展現的是中國傳統社會鄉村平民百姓的一面，講述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由此體現了徽州文化的人民主體性。
四是以朱子之學為代表的中國儒家文化厚實積淀。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其經歷了先秦孔孟儒學、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儒學和兩宋時期理學三個發展階段。而理學的奠基者是北宋的程顥、程頤兄弟，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故理學又稱“程朱理學”，特別是朱子思想，不僅在其后的六七百年里被欽定為官方思想，更是讓儒家思想下沉，構成民眾意識形態。徽州是“程朱闕里”，對此，徽州人無比自豪，懷著深深的“闕里情結”，背后則是儒家文化在徽州鄉村民間的厚實積淀，尤其是朱子思想的影響在徽州至深至切，朱子《家禮》被奉為“金科玉律”般的社會及家庭儀禮范本，成為各宗族制定族規、家法的依據。儒家文化價值觀構成徽州人傳統價值觀的基礎與核心，朱子之學也就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內核，體現了徽州文化的文化主流性。
徽州文化是具有國家標識性意義的文化，展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也體現了安徽特色，是安徽最為重要的一張文化名片。
（作者為省政府參事，安徽大學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