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強調：“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運河，是十分寶貴的文化遺產。大運河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在保護、傳承、利用上下功夫，讓古老大運河煥發時代新風貌。”
作為“人類天才創造力的杰作”、有著“世界第一運河”之稱的中國大運河（由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組成，以下簡稱“大運河”），位于中國中東部，沿途經過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安徽、河南、江蘇、浙江等八個省級行政區，是世界上開鑿最早、里程最長、持續利用時間最久的一條人工運河，在國家統一、政權穩定、經濟繁榮、文化交流和科技發展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緣起：隋煬帝的曠世“杰作”
一部運河史，半部中華文明史。
眾所周知，肇始于春秋時期，完成于隋代，繁榮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的大運河，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為確保糧食運輸（“漕運”）安全，以達到穩定政權、維持帝國統一的目的，由國家投資開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體系；是人類歷史上超大規模水利工程的杰作，“以其世所罕見的時間與空間尺度，證明了人類的智慧、決心與勇氣，是在農業文明技術體系之下難以想象的人類非凡創造力的杰出例證”，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之一。
作為串聯起吳越、淮揚、中原、齊魯、燕趙、京津六大文化，推動著不同文化互動融匯，溝通了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長時間成為“東方世界主要國際交通路線”的大運河，是中國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縮影，已成為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的重要載體，它主要包括兩大人工水系——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
且不說被譽為“帝國的生命，流淌的智慧”的隋唐大運河，其興盛與衰落、輝煌與覆滅歷程究竟給后世帶來了哪些警示與鏡戒；也不說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動機，到底是為了滿足游幸江南的一己私欲，還是為天下蒼生著想；也不說他主持開通的大運河，首次實現南北大貫通，結局是“千秋偉業”還是“亡國之舉”；就以這個“人”字形、有著“一河水，幾世繁華”之稱的偉大工程而言，在短短六年時間（605—610）里，硬生生開鑿了一條長達2700公里的超級水路，溝通了國家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促進了不同地域間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溝通和融合，形成了“三點”（以洛陽為中心，北達涿郡，南至余杭）“四段”（永濟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五河”（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的基本格局，像母親一樣滋養和哺育著兩岸城市和人民，書寫了古代中國的“水上高速”傳奇！而這條在《宋史·河渠志》看來發揮了“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重要作用的交通大動脈，歷史性地把“一江春水向東流”變為“一江春水向北流”，這無疑是超越“上蒼之手”重構中華山河及交通體系的偉大創造性所在，更是確保中華文明持續發展未曾斷裂的重要支撐條件。
肇始：199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風帆接南北，煙波閱古今。
毋庸置疑，作為中華帝國最鼎盛時期的交通大動脈，通濟渠（又稱汴河、汴水、汴渠）無論從規模、長度還是地理位置上講，在整個隋唐大運河系統中都占據命脈地位；作為通濟渠關鍵組成部分的大運河安徽段，承上啟下、連貫東西，全長約180公里（其中有水河段約47公里，地下河道遺址約133公里），主要沿國道343分布，流經淮北市濉溪縣，宿州市埇橋區、靈璧縣、泗縣，蘊含著中華民族悠遠綿長的文化基因和安徽地域文化特質。
雖然大運河安徽段蘊含著深厚精神內涵，承載著豐富時代價值，已成為安徽“走得出、立得住、叫得響”的核心文化品牌之一，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被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人們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獨特魅力與內涵。因此，柳孜運河遺址被發現，在國內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引起了極大轟動。1999年12月8日，《中國文物報》在頭版頭條顯著位置發表了《淮北隋唐大運河考古有大發現：一批唐代沉船、一座宋代石筑碼頭、大量唐宋名窯瓷器重見天日》的長篇報道。2000年5月30日，國家文物局公布了“1999年十大考古新發現”，指出這些從當年全國進行的400多項考古項目中遴選產生的十件之“最”，集中體現了我國考古工作的新成果，對于描述中華古代文明發展進程、恢復歷史原貌和揭示歷史發展規律，都具有重要價值；同時強調指出：
在安徽淮北市進行的隋唐大運河考古，也是去年考古項目中收獲頗大的一項，在大運河故道南側，發現了8艘唐代沉船和宋代石建筑碼頭。這是在運河內首次發現如此之多的沉船，也是第一次發現隋唐大運河的建筑遺跡。發掘中出土的大量唐宋以來的精美瓷器，尤為珍貴。
現狀：湮沒的輝煌
人類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
有目共睹，從繁華走向落寞的大運河安徽段，現如今已湮沒于歷史的塵埃中，在地表上看不到往昔千帆百舸的盛景，更聽不到纖夫嘹亮的號子聲，只能靠考古挖掘來證明它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還曾經盛極一時。至于它是如何從“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變為從“地下”走出的輝煌，其緣由則是天災人禍兼而有之。
一方面，由于通濟渠取水于有“一石水，六斗泥”記載的黃河，大量泥沙沉積導致河床抬升，兩岸大堤隨之不斷加高，逐漸形成“地上懸河”，正所謂“汴水濁流”；加之“北宋一代，黃河泛濫最為頻繁，167年間，泛濫的年份就達67年之多，為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黃河肆虐侵入汴河，加劇了河道淤塞。
另一方面，“靖康之難”后的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為了阻遏金兵大舉南侵，采取“以水代兵”戰法，命令東京留守使杜充故意掘開黃河大堤，讓猶如脫韁野馬的黃河水沿汴河東南襲來，泥沙在河道逐年沉積，久而久之，河床越來越高；加之南宋建都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國家政治中心轉移，伴隨著漕運終結，對河道的疏浚維護也告停止，最終導致汴河在元代泰定年間（1324—1327）湮廢，從此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
提起大運河，人們總是會首先想到至今仍然部分通航的“京杭大運河”，但殊不知還有一條湮沒在歷史與黃土之中的“隋唐大運河”。隋唐大運河(中下游)，初稱通濟渠……其自隋代始興、唐宋鼎盛、南宋以后逐漸衰敗，曾經的輝煌也漸漸為人所淡忘，甚至后人對其下游的具體流經線路也模棱兩可。留給世人更多的是在唐詩宋詞中尋章覓句、憑吊懷古。好在近些年來，各地開展了多次重要的考古工作，從而使我們能一睹隋唐大運河的風采。
愿景：從“一產”到“一帶”“一園”
征程萬里云鵬舉，敢立潮頭唱大風。
不言而喻，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的金名片”“流動的文化博物館”，不僅是時間上的流淌、空間上的綿延，還是潤澤百姓的水脈、傳承歷史的文脈；大運河文化作為“文化創造力量”所促成的文化體系，從21世紀初開始，已成為中國文化的經典符號和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中國文化標識。
2014年6月22日，大運河成功晉升為世界遺產（簡稱“一產”）。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
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業革命前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水利工程項目，它促進了中國南北物資的交流和國家領土的統一，反映出中國人民高超的智慧、決心和勇氣，以及東方文明在水利技術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其中，柳孜運河遺址、通濟渠泗縣段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是安徽省第三處世界文化遺產，也是皖北唯一一處世界文化遺產。
2019年5月，《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發布，作為國家首個區域文化戰略的大運河文化帶（簡稱“一帶”）橫空出世。同年12月，《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印發，作為國家重大文化工程的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簡稱“一園”）正式開建。從總體上看，上述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三大事件走過了從各自獨立到彼此融合的發展歷程，并形成了一個親密無間、相得益彰的有機整體，日益成為“宣傳中國形象、展示中華文明、彰顯文化自信”的亮麗名片。
可見，被譽為“人間奇跡”“人工天河”的大運河，既是先人的卓越創造,也是地理的奇特景觀。大運河從開鑿至今，如同一條巨龍蜿蜒在中華大地，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奔涌不息的運河之水，則猶如汩汩流淌的大動脈，溝通南北，連接著過去、現在和未來。
前瞻：打造“最精彩的一段”
當下，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重要講話指示精神，不斷創新保護傳承利用的方式方法，積極探索文旅融合“安徽模式”，努力推動“一產”“一帶”“一園”融合發展，讓古老的大運河重獲新生，既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也是責無旁貸的時代重任。
一是謀劃一批標志性項目，推動大運河“一帶”“一園”建設走在全國前列。如適時啟動國道343改遷工程，促成柳孜運河遺址第三次考古發掘；推進淮北市隋唐大運河博物館，宿州市汴河博物館、泗縣博物館等改（擴）建，提高規模檔次和展陳水平；在柳孜運河遺址或通濟渠泗縣段的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內，建立中國隋唐大運河考古與研學基地；把“大運河安徽段百里畫廊”項目納入“旅游能級提升工程”中，把泗縣活水遺存段蝶變為最美“城中河”；將濉溪縣“柳孜—百善—臨渙”運河文化展示帶打造成國家4A級以上景區，使之成為“皖北文旅融合發展圈”的“第一品牌”。
二是探索構建“錯位+協同”模式，以大運河文化“磁場”引領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充分把握“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機遇，加大“以文化認同驅動一體化發展”“用區域發展提升大運河文化凝聚力”的力度，運用多媒體、多形式、多手段，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相關城市建立大運河文化價值認同機制、文化資源整合開發機制、文化旅游協同工作機制，走好“揚長避短、錯位發展”路徑，最大限度釋放聯動、協同、聚合效應。
三是水脈與文脈融通，推動大運河文化品牌在安徽“出圈”“出彩”。以柳孜運河遺址、通濟渠泗縣段為龍頭，突出隋唐勝跡、運河要沖主題，集學習教育地、文化休閑地和旅游目的地于一身，做好“運河文化+”，讓大運河文化“聽得見、看得著、可觸摸”，讓大運河文化遺產“活起來”，大運河文化旅游“火起來”，推出一條古今文化交融、傳統現代交織的大運河文化體驗之旅。
四是筑牢“根基底座”，用大運河文化賦能皖北文旅高質量發展。整合皖北老莊文化、楚漢文化、淮河文化、紅色文化、民俗文化等，突出“活化”傳承發展和合理適度利用，全方位展示運河遺存承載、流淌伴生、地域積淀和歷史凝練的文化，扎實推動運河文化和區域旅游資源一體化開發，將大運河打造成具有時代特征、安徽特色的景觀河、生態河、人文河，讓運河真正成為“人民的運河”“游客的運河”。
（作者為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安徽省大運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