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在實踐探索中不斷推進。“堅持破和立的辯證統一，破立并舉、先立后破，該立的積極主動立起來，該破的在立的基礎上及時破，在破立統一中實現改革蹄疾步穩”，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緊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主題，形成的新時代改革方法論，這種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重要體現。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沒有明確使用破立的表述，但對社會變革的哲學思考內在地蘊含著破立統一的辯證思維。重溫相關論述及其實踐運用，對于我們在新征程上以科學方法推進改革，奮力開辟改革發展新天地具有重要意義。
一
概括而言，破與立的辯證統一，體現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事物中矛盾的雙方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在互為條件和相互斗爭中推動事物不斷運動和發展。破與立是事物發展狀態中的兩個既對立又統一的范疇，其對立統一關系體現在事物的運動變化過程之中。二者的對立，體現為破與立的方向是相反的，要發展一方，就要削弱另一方。舊事物之所以需要破，根本原因在于其內部矛盾的發展已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阻礙了新事物的產生和壯大。但同時，二者又是統一的。立并非與破完全割裂，而是在破所創造的條件和空間中，把更先進、更適應時代需求的新形態立起來。破是為立服務的手段，立是破的目的。有破無立，對舊事物的破只會淪為盲目破壞；只立不破，新事物也無法獲得足夠的生長空間。
任何事物的變化都有一個量變的積累過程，沒有量的積累，質變就不會發生。在量變階段，事物保持著自己的相對穩定性。一旦量變超出一定的度，就會引起質變，舊質歸于消滅，新質應運而生，這就是一立一破。不僅如此，基于事物矛盾運動的復雜性，量變與質變是相互依存、相互貫通的，量變引起質變，在新質的基礎上，事物開始新的量變，如此交替循環，構成事物的發展過程。這意味著，在破的過程中，新事物也在同時孕育，甚至在舊事物尚未完全瓦解之時，一些創新的因素就已經萌芽。同樣，當新事物開始形成后，也并不意味著破這一過程的終結，因為還有各種舊的思想觀念和制度慣性需要克服。這一過程充分說明，破與立之間存在交替進行、循環往復的演進特征。
從否定之否定規律來看，任何事物內部都包含著肯定與否定兩個方面，否定是事物聯系和發展的環節，其實質就是揚棄。辯證的否定一方面是新事物克服舊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和繼承了舊事物中積極的、有利的因素，使事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就破與立而言，破意味著對舊事物的否定，但這種否定不是盲目地一概推翻，而是在對其進行歷史分析與科學評判的基礎上，果斷摒棄確已僵化、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部分，同時篩選出具有繼續利用價值的部分，進而推進改造和創新。立也并非完全脫離原點的“另起爐灶”，而是在繼承合理因素的基礎上，確立起全新的體系或結構，使新事物獲得更穩定、更先進的形式。只有經過雙重否定的洗禮，新事物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真正順應歷史前進方向。
二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生產力的發展會導致交往形式由發展的“條件”變成發展的“桎梏”，“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內含著破與立之間的辯證統一邏輯。實際上，社會矛盾運動及其解決就是破與立的辯證過程，在此過程中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例如，資產階級革命破除了封建主義制度，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而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矛盾的對抗性又決定了無產階級必然要以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新道路。革命成功后，無產階級仍需立足現實，持續批判并革除不合時宜之處，以使新社會結構不斷完善。這種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辯證運動，既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演進的深邃洞察，也為后續的社會革命和改革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
列寧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深化了對破與立辯證統一關系的認識與理解。列寧批判改良主義，強調徹底摧毀舊國家機器，主張“破”的力度必須足夠徹底，否則新生社會難以維系。同時，列寧也并未忽視“立”。他深知革命不應止于摧毀舊有統治集團與制度形態，還需建立穩定、合理的新體制。如果違背俄國的現實條件，一味強調破或者盲目冒進，只會讓革命淪為盲目破壞、建設流于空想，進而使國家陷入內憂外患之境。基于此，他迅速采取新經濟政策等多項措施，鞏固了十月革命成果，并在艱難局面下為俄國找到生存與發展的道路。在破中醞釀立，又在立中鞏固破之成果，這一實踐路徑是唯物辯證法在俄國的創造性運用。
對破與立辯證統一關系的認識與實踐同樣貫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偉大進程中。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不破不立的革命思想。他強調，既要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舊文化，也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破立結合、循序漸進，逐步廢除舊制度殘余，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強調邊破邊立、先行先試、敢闖敢試，推動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從局部到整體不斷深化，為改革開放積累寶貴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始終高度重視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則事半功倍，不得法則事倍功半甚至產生負作用”，并在多個場合論及破與立的關系，強調在破立統一中實現改革蹄疾步穩。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取得重大實踐成果、制度成果、理論成果，非常重要的一條經驗就在于正確處理破和立的辯證關系。
三
當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進入“啃硬骨頭”的攻堅階段，改革的深度、廣度和內外部環境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推進改革發展、調整利益關系牽一發而動全身，尤其需要用好“破立并舉、先立后破”的方法論。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極為宏大的系統工程，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各領域改革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為此，改革要把著力點擺在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上，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系統布局、謀定而動，善于從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中準確把握改革的戰略重點，合理安排改革舉措的先后順序、節奏時機，在革除舊弊與確立新制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實現立中有破、破中有立的動態平衡，努力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能把手里吃飯的家伙先扔了，結果新的吃飯家伙還沒拿到手”。改革要堅持“立”字當頭，把該立的積極主動立起來。先立后破，兼顧新與舊、穩與進、當前與長遠，目的在于穩中求進、以進促穩，是確保改革發展連續性和穩定性的重要舉措。“先立”強調穩定，在大方向、大框架上先行確立一系列有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為社會擘畫出相對明晰且可預期的改革藍圖。“后破”旨在針對不符合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要求的舊體制、舊政策進行甄別和剔除，目的是更好地“進”，以進促穩。強調“先立”不是不“破”，而是要通過分析和研究，在提出有效的新觀念、新模式、新機制基礎上，逐步破除問題癥結，既確保治理體系的穩定，又促進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動改革行穩致遠。
（作者：秦龍，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師范大學基地副主任、天津師范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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