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就喜歡寫作。小學三四年級時，曾偷偷寫過一篇小說叫《上學路上》，悄悄投給上海《少年文藝》雜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壯著膽兒去投稿。

20世紀70年代末期，在那個窮鄉偏壤的農村，一個只有百余名師生的村小，沒有人能告訴我怎樣去寫稿、投稿，我也是從老師的議論中聽說只要在信封上剪個小口子，把稿件裝進去封好口，交給郵差叔叔，稿件很快就會寄到想寄去的地方。

從小說稿投出去的第二天起，每天我都心神不寧翹首以盼，盼望能得到好消息。半個月過去，沒有音訊，一個月又過去，還沒有音訊。正當我心情苦悶之時，有一天放學前，班主任武老師突然叫住我，遞給我一個厚厚的牛皮大信封。

懷著激動的心顫抖的手，當著老師的面我拆開了那個信封，抽出來一看，原來是我寄給雜志社的稿子被退了回來，里面多出一封長長的退稿信。信中，編輯老師親筆寫了一大段熱情洋溢鼓勵我好好學習努力創作的話，頓覺臉紅心跳，這才不好意思將我投稿的秘密告訴了老師。在第二天全校師生集會上，校長和武老師先后表揚了我。

讓我更深地愛上寫作，還是那年跟著二舅在城北中學上學時認識了同鄉同村的兄長——汪國春。是他，給了我走上寫作之路的勇氣和信心。

國春比我大七八歲，稱他為兄長。他中等個頭，黑油油的頭發微微卷起，白皙的臉頰，高高鼻梁上架著一副黑框眼鏡，透著一股清秀儒雅的氣質。他從部隊退伍回來后被安置到我們石崗公社旁邊的電影院里當放映員。

國春兄晚上放電影，白天喜歡靜靜地待在房間里看書寫文章。他說他從小喜歡寫寫畫畫，在部隊當放映員時，有空也寫稿投稿。隔三差五，我從縣廣播站的新聞中能聽到他寫的反映公社好人好事的小消息，偶爾也能從《安徽青年報》等報刊上看到他發了個巴掌大的“豆腐塊”。

我好生羨慕國春的“有才”。他知道我也喜歡寫作，便常領我去食堂打飯，教導我怎樣寫稿、改稿和投稿。

后來，我離開家鄉來到黃土高原當兵。因平時喜歡寫稿、投稿被《解放軍報》采用而有幸被選調到旅后勤部擔任戰士報道員兼電影放映員，走了一條與國春兄同樣的路。平時，我的主要任務是向各級媒體提供新聞稿和新聞照片，周末便帶著放映機到遠離城市、常年駐守在深山溝里的倉庫、場站等地巡回放映，為戰士們送去精神食糧。

比國春兄幸運的是，我在戰士報道員崗位上因新聞報道成績突出榮立三等功并被組織推薦參加了軍校招生考試且被錄取，畢業后成為一名穿“四個兜”的部隊干部。之后，我一直在軍隊司政后機關和地方行政機關從事公文和新聞寫作。

從寫新聞到寫公文，又從寫公文到寫新聞，再到后來業余時間搞創作，這么多年，一路走來雖跌跌撞撞，但當我欣喜時，它陪著我歡笑；當我絕望時，它安撫我受傷的心；冰寒料峭，它能給我以熱度；烈日炎炎，它又能給我以清涼。那年那月那些事，既流淌著美好的時光，又鐫刻著火紅的年代，更留下了歲月逝去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