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作客單向街。左起許知遠、嚴歌苓、于威、郭玉潔
對于許多70后和80后而言，許知遠這個名字并不陌生，他們馬上會聯想到12年前那本《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如同有人說，聽到許知遠，就能聞到青春的味道。而這個名字，對很多90后來說已經陌生了，因為他不寫博客，不玩微博，并不活躍于輿論的風口浪尖。10多年來，他立志于“媒體寫作”，充滿憂患意識，從未停止對時代提出嚴肅的質疑。
于是我開始疑惑：眼前這個嘴里嚼著口香糖，腳上穿著人字拖，幾乎每年出一本書的許知遠，還是12年前那個憂傷的年輕人嗎？
單向街：好書店,不畏流浪
許知遠來了，近一米八的高個兒，人群中格外醒目。他身穿一襲松松垮垮的白襯衫，故意松開兩粒扣子, 一頭蓬松的長發自然卷曲，垂至肩上，走起路來長衣飄飄，溢出幾分詩人氣質。這張臉上寫著叛逆卻不顯得頹廢，他今年才37歲，在三里屯這棟寫字樓里，負責主編《生活》《商業周刊》。
他是個有理想的雜志人。做《生活》，他提出“令優質精神心生活成為可能”。做《商業周刊》，要延續傳統“從不猶豫提供觀點，通常是強烈的觀點。我們期望你發現，有可能清醒、機智地描寫商業世界，既不虛張聲勢也不乏味”。做《東方歷史評論》，他希望“關注當下，但拒絕變成一臺投影儀；關心未來，卻不販賣進步的武器”。
許知遠手里拎一白色布袋，這在雜志社里被看作是“許主編標志”。 因為他每次進出必拎著這個裝了四五本書的布袋，見袋必見人。走進他的辦公室，要不是那張辦公桌，必讓人錯以為是到了圖書資料室——地上、座椅、窗臺無書不放，三米長的書柜上滿滿當當地擺著成套的《三國志》《前四史》……
他說，讀書人都希望有一個自己的書店。
想起5月26日星期日的下午，一百多個年輕人擠在朝陽大悅城4層的單向街圖書館，他們為沙龍專程趕來。這是單向街成立7年來的第512期沙龍講座：歷史的界限——歷史傳播的尺度與邊界。許知遠作為5名嘉賓之一，因臨時有事沒到場。有人惋惜，“就是奔著許知遠的名兒來的”；也有人滿意而歸，“幾個嘉賓講得不錯”。
許知遠笑了：“我不是每場沙龍都去的，不過平時有空會去那里坐坐，喝杯咖啡，翻翻書，看看那里的小朋友。”他把在書店里工作的年輕人親切地稱為“小朋友”，而這個書店對他來說是陪他一起成長的“老朋友”。
這個老朋友，是7年前他和吳曉波、于威、覃里雯、張帆等13人一拍即合，每人出5萬元入股成立的。書架上的書涉及傳記、傳媒、歷史、文學、建筑、音樂、電影等，許知遠說，就是不許賣大眾暢銷書。來這里的多是年輕男女，他無奈：“現在人一畢業、一工作，似乎就不閱讀、不思考了，這是社會早衰的表現。”
單向街因為高品質的書籍、免費的文化沙龍，被很多人稱為北京的人文地標、精神相約的公共空間。
單向街圖書館誕生于2006年的元旦，由圓明園東門的一間畫廊改造而成。對此，許知遠有過一段引人入勝的描述：“直到天花板的書架有30米長，大約需要20分鐘，你才能從這頭走到那頭。如果你趕上陽光明媚的日子，在此過程中，大約十束陽光會暖洋洋、懶洋洋地打到你身上。冬日里曬曬太陽，夏天露天坐在院子里，聽莫扎特，喝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邊偶爾經過像春天一樣的姑娘。”
這一年的陽春三月，許知遠籌劃了單向街的第一場沙龍：和西川一起讀詩。籬笆圍成的院落內，是鋪滿陽光的小石頭，核桃樹抽出嫩黃的新葉，樹蔭下擺放著玻璃圓桌和白色長椅，幾株翠綠的爬山虎爬上院內書屋。紛至沓來的一百多人，聽詩人唐曉渡介紹西川的文風特色，聽詩人簡寧談論西川的新作《深淺》，跟著西川一起朗誦詩歌，討論創作。
那是夢想中的世外桃源，但位置太偏，生意也就冷清。每次沙龍活動，觀眾和嘉賓都得大老遠跑來。2009年，單向街從圓明園搬到藍色港灣——那座兩層的歐式朱紅色小樓，有書，有沙龍，有露天的陽臺和咖啡，在商業繁華的藍色港灣中遺世獨立，宛如一方文化“靜土”。然而又是3年，單向街已無力支撐高額的租金。許知遠召集股東，發起“為單向街尋找100個主人”活動，這不是一次悲情的募捐但要尋找更多愿意參與到單向街的人。兩個星期，1000多人為單向街籌款20多萬。
7年來，3個駐地，2次搬家。但在許知遠心里，圓明園那兒是書店離夢想最近的地方。這個夢源于昔日北大文化的標志之一——風入松。
1995年9月，許知遠成為北大微電子專業的新生；10月，風入松書店在北大南門安了家。彼時的許知遠迷茫而叛逆，風入松立刻成為他精神寄托的天堂。“當時，我就震驚了，世界上有這么美好的地方。”許知遠回憶道，“風入松里面書都是開架的，放了很多小桌子，地上鋪的是地毯，可以坐在地上看書，比我去的所有圖書館都舒服，我花了很多時間去那里看免費的書，實在不好意思了，就買一本。”風入松的講座對他后來辦書店、辦沙龍影響至深：“那些讀過的書，那些到來的人，講過的話，也許沒記住什么，但是它提供了一種氛圍，一種知識的氛圍，一種自由探討的氛圍，一種青春的記憶，它是一個人成長的經歷。”
這也是單向街的堅守：通過書籍、談話、影像、思想，構建起一個公共空間，給讀者提供一個相互探討問題的平臺。沙龍活動每周兩期，來過的人數不勝數：梁文道、陳丹青、余華、林夕、賈樟柯、田沁鑫、張立憲、王小峰、周云蓬、閻連科、嚴歌苓、馮唐、賴聲川……臺灣作家舒國治去年得知單向街要搬家，在書店的留言本上默默留下這樣幾個字，“好書店，不畏流浪。”
許知遠之于單向街，并不僅僅是創辦人。他的追求理念是單向街的精神所在：在閱讀中尋求文化根源和歷史傳承，用獨立的思考關照現實。它不以盈利為目的，7年來也的確幾乎不盈利。
“你會讓單向街倒下去嗎？”
“不會吧，這里也是我成長的軌跡，我不會讓我的老朋友倒下。”
致青春：
大學的期望、渴望與失望
坐在許知遠對面，很容易從他迷離的眼神中捕捉到偶爾飄過的孤獨。他生于蘇北的一個小鄉村，父親是一名對制度有著天生渴望的軍人，這和許知遠不安于固化生活的追求形成鮮明對比。1983年，隨著國家裁軍的指令，父親被分配到鐵道部，他們舉家遷到北京。那一年，許知遠7歲，從一個小山村來到一個大城市，他的不適應更因為6年小學的5次轉學，“我要不斷適應新的環境，但卻很難找到安全感。”日后，許知遠的文字總是帶著感傷和沉重，或許早年的孤獨已埋下伏筆。
許知遠曾在風入松尋找靈魂的導師，而今他也試圖給年輕人提供一個公共知識空間。因為他清楚年輕人的迷惘，他體會過期望與失望的掙扎。
1995年，他懷著對大學的憧憬告別高中，帶著李敖文化英雄般的壯志豪情走進北大。北大，在他高中語文老師孔慶東的描述中，充滿著“白衣飄飄”的浪漫詩情，激蕩著自由而熱烈的青春夢想。然而這些期望，卻在現實中被無盡的沮喪和失望包圍：周圍到處是專研英語四六級的同學，課程除了數學就是物理，他向往已久的大學儼然是“后中學時代”，他在《乏味的大學》中寫道：
“功利主義的盛行使得校園日益變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種壓力沖淡了學生本來應該‘務虛’的青春。沒有理想，不會胡鬧，不會浪漫，在這個最應該放肆的年紀，我們的心靈卻自覺地禁錮起來。生命力的活躍是大于任何實用知識的掌握的，因為我們是在生活，而不僅僅是生存。”
20歲的許知遠說，他的青春正在褪色。他躺在漫長的午后的床上，一本本地閱讀《麥田的守望》《動物世界》《李普曼傳》……同時放著甲殼蟲或者崔健的樂曲，這或許就是他縱情青春的方式。他回憶大學時的自己：“夏日的午后，夕陽照在未名湖邊，我散步、發呆，內心有著強烈的失落感卻不清楚自己的愿望。”
年輕的充沛讓許知遠試圖突破生活的無聊，他想到辦雜志，這不就是北大自五四以來的傳統嘛！在他的主持下，身邊的文藝青年成了雜志記者，一本名叫《微光》的校園雜志誕生了。“文學、音樂、理想無所不談，除了微電子。”他們在食堂售賣，3元一本，還賺了錢。他們在雜志中暢談北大，針砭時弊。后來《微光》被叫停，但它辦了1年，出過4期。
大三那年，為了暫時逃避他厭倦的生活方式，許知遠選擇休學。也是這一年，他開始留長發，開始用文字釋放內心的焦慮與掙扎。他在一臺自行組裝的486電腦上，敲下他對北大的期望與失望，敲下他的雄心勃勃、自憐自艾還有憤憤不平。2001年，這本《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在作家兼出版人野夫的賞識下出版。
青春很重要嗎？許知遠的回答是否定。“青春充滿了淺薄的抒情和殘酷的冷漠，年輕人往往以自我為中心，漠視周圍的人和事。10多年前我對青春的體驗同樣是被夸張和強調的，我不愿迷戀青春，我喜歡現在的自己，因為更能理解生活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隨著電影《致青春》的上映，追憶青春成了時下的熱門話題。許知遠說，他拒絕這種對青春虛情假意的意淫，拒絕將青春類型化為激情與夢想。他說：“沉迷于青春是社會弱智化的標志。第一，這是社會的集體放棄，當我們無法改變周圍，就借用緬懷和幻想來逃避責任；第二，這也是思考的無能，因為沒有能力去面對更復雜的世界，就去追憶那個相對單純的年代，從而將生命簡單化。”
游牧式寫作：不安于思維的固化
詩人林賢治評價許知遠：“10多年來，許知遠一直活躍在傳媒界，致力于他的‘媒體寫作’。實際上，這是一種跨文體寫作。在業已形成的寫作環境中，這是反規制、反主流的寫作，自由的寫作，異類的寫作。”
2000年，許知遠從北大畢業，在網絡商業興起的浪潮中，成為一家網絡公司的職員。當時一個月的工資相當于他母親一年的工資，但一年不到，他就選擇了辭職。
“如果當年你沒辭職，現在的你會是什么樣？”
“早晚得辭，我不能忍受模式化的工作和固化的生活。”
這是他現在的生活方式：兩點睡覺，十點起床。時刻拎著一袋書，往來于咖啡館、雜志社，偶爾結伴去旅行。然而，在看似慵懶的狀態中，他仍保持著幾乎每年一部新書的高產量。
那正是中國媒體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的時代，他開始為《三聯生活周刊》《新周刊》《書城》《21世紀經濟報道》撰稿，他成了一名記者，于是他的履歷在媒體這條路上越寫越豐富：《PC Life》執行主編、中國先生網主編、e龍網內容總監……
跟他的年輕一樣，許知遠的早期作品體現著對新時代的好奇心以及強烈的求知欲。從《納斯達克的一代》（2001年）《這一代中國人的意識》《我要成為世界的一部分》（2007年）這些早期作品中，我們看到他對中國乃至時代的宏觀敘述，他試圖揭露在商業經濟的泡沫中社會的虛與實、飛速前進與文化倒退。
“年輕人都喜歡從宏觀體系去認識世界，享受操縱文字的快感，盡管有時顯得虛張聲勢。憑著青年的激情，急于對外表達自己，也算一種炫耀和虛榮。不過人不虛榮不會寫作。”回顧自己的作品，許知遠坦言年少時對寫作任性卻又雄心勃勃。
隨后，他便厭倦了煞有介事地談論國際形勢，不再愿意作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聞媒體的傳聲筒，他要感受更真實、更生動的生活。他走過賈樟柯電影《小武》鏡頭中，那個中國典型的小縣城汾陽，他站在紙醉金迷的澳門賭場，他反思唐山如何思考……當內容完全屬于自己，語言也就更隨心所欲。許知遠更喜歡通過身體力行感知和思考所得的文字。在《中國紀事》《祖國的陌生人》《一個游蕩者的世界》中，他漸漸擺脫對前人的思想依賴，用自己的雙眼、雙腳、頭腦來觀察、觸摸、思考。
在《祖國的陌生人》（2010年）中，他沿著璦琿—騰沖——這條由胡煥庸教授于1935年繪制的中國地理、文化、人口分界線——探訪祖國，他期待用一種更溫情的方式報道自己的國家。里面記錄了他拜訪的一位90歲騰沖老人，張德藩。張德藩37歲那年拋下妻兒參加中國遠征軍，征戰東南亞，后隨軍到臺灣度過了他的大半輩子，直至兩岸開放他才回到故土，然而一切卻已物是人非。
“他像所有老人一樣，喜歡重復，似乎像是生命將逝前，拼命抓住一些確定的東西，或是通過反復訴說曾經的遺憾，來撫平內心長久的不安……他期望有人聽他的故事，盡管這個故事早已被歲月弄得殘破不全，但那些往事的悲歡在他的腹中停留了太久，甚至徹底被歷史遺忘了，他需要把它們傾瀉而出，并被別人知曉。”
許知遠說自己變得更耐心了，“以前很急躁，急于找結果，急于下判斷，越是路過當地的人和故事，越是發現讀書是個很粗暴的過程，把一切濃縮在幾頁紙上，生活原本要復雜和無聊得多。”
知識分子：娛樂泛濫時的堅守
從一開始，許知遠就帶著問題意識思考和書寫。他將自己定位為知識分子。同時身為傳媒人，他好學深思，試圖用老嫗能解的語言將讀書所思、訪問所得、經驗所示總結出一套觀察，這就是他10多年來一直在從事的“傳媒寫作”。盡管這些觀察有時候看似龐大宏觀，但卻在時代背景中能給讀者扎實思考和靈感。
他說：“我是一個寫作者、一個社會觀察者和批評者。我在成長過程中有一套自己認為應該堅持的價值標準，我按著這個方式來理解社會，當我覺得有問題我就批評她，知識分子的傳統不就是這樣嗎？”
當下，知識分子有時成了一個帶有嘲諷意味的貶義詞。但許知遠依舊堅守知識分子的立場：“那是因為在網絡輿論空間活躍的人往往跟知識分子沒有半點關系，知識分子應該有認知世界的能力，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并且這種價值是超越性的，而不是為眼前利益服務的。”
今年初出版的許知遠新書《時代的稻草人》收錄了他寫于2010年5月的一篇文章《庸眾的勝利》，他寫道：“對于韓寒的熱烈推崇，是整個社會拒絕付出代價的標志。當我們沉浸于只言組詞的嘲諷時，一定誤以為自己已消解了可惡的權力體制，其實一點沒變，嘲諷只是在其上面裹了一層糖衣，對我們進行自我麻醉，還將此視作一次反抗。”
即使是陳丹青和阿城這些他稱為“一代最敏銳與智慧的人物”，他也會嚴格地批評：“他們有智慧和感召力，卻沒興趣承擔起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更嚴肅的使命。”同樣的質疑，他沒放過自己：“你非得讓自己像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那樣想問題？你能談談自己的國家嗎？你能否安靜地把一件事講清楚？”
有人調侃許知遠為“精英優越癥患者”。
他毫不忌諱地說：“我本來就是精英分子。精英不是傲慢，而是擁有對世界認識的價值取向和標準，社會需要依靠精英分子來推動。我認為我通過寫作、辦雜志、開書店，表達的所見所聞、所思所言，是為社會帶來一種與我個人努力有關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在娛樂泛濫的時代，我覺得我是那個堅守的人。”
他所謂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只言片語或許難以概括。今年5月4日，他作為主編，和許小年、朱學勤等學者共同創辦了雜志《東方歷史評論》。許知遠堅信，我們需要重新恢復一些歷史感，重新建立個人歷史關系帶來的參照系，這個參照系會讓一個人變得更豐富、更勇敢。否則，所有思考、困惑和行動就會出現問題。
2011年，《那些憂傷的年輕人》10周年再版中重現了他當年的序言：“這里面充斥著讓人痛恨的自以為是，與一個年輕人不知深淺的狂妄。但是，如果你拋棄掉這些表面的不適應，你應該可以看到，這里面充滿了海明威初學寫作時的認真與堅定。你也應該會依稀看到46年之后的我的樣子，那時候的我已經蒼老，眼睛應該沒有失明，可能也拄著拐杖，可能狂妄之氣已經淡去，但是肯定依然嚴肅與認真，依然堅信偉大的思想和靈魂。”
書如其名，憂傷是它的底色。一個人對世界的認知體系和價值判斷或許在二十多歲時已見雛形，當年的文字溢著對文化傳統斷裂的傷感，這種憂傷我們至今仍能在《時代的稻草人》中嗅到。
有人說，許知遠的文字總是伴著傷感的基調，讓人感到沉重。
“文學本來就是傷感和失望的產物。你看古希臘的神話是悲劇，《紅樓夢》是家族的破裂，都不是喜悅不是歡呼，那是娛樂的本質。憂傷是思考的本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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