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許多著名學者都有較多藏書，或者說他們同時就是藏書家。這說明，讀書與藏書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藏書與一個人的事業、人生之間的緊密聯系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藏書幫助學者更好地完成具體的學術研究課題。學界公認胡適對中國古典小說名著《水滸傳》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中包括對《水滸傳》版本的研究。而胡適之所以能在《水滸傳》研究中作出如此杰出的貢獻，與他對各種《水滸傳》版本的竭力搜羅、收藏是分不開的。魯迅的情況也類似。許廣平在《北行觀感》之四《藏書一瞥》里這樣描寫魯迅的藏書：“國學方面的各種類書、叢書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沒有什么難得的海內孤本，不知是原來沒有呢，還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則因為魯迅先生平時對善本、珍本的購買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記憶力強和圖書館的徘徊恐怕對他更易借助。”從許廣平的敘述可見出，魯迅藏書主要是為了閱讀，并非某些藏書家單純的“為收藏而收藏”。魯迅每次要研究某個古典專題，總是將該專題相關的著作版本盡可能搜羅詳盡。比如研究阮籍，便有明刻本《阮嗣宗集》三種，另有張傅評本《阮步兵集》等；魯迅校點《嵇康集》，收有明人汪士賢校刊本《嵇中散集》兩部，還有一部《四部叢刊》初編本《嵇中散集》等等。
藏書幫助學者更好地怡情養性，享受生活的快樂，領略人生的美好，感受生命的魅力。胡喬木的秘書黎虹介紹說，胡喬木家里有4萬多冊藏書。其中，有的是別人送的，有的是他在舊書攤上找到的。胡喬木沒有別的嗜好，唯一的嗜好就是看書，只要不寫東西就看書。看書成為了胡喬木的“嗜好”，也即成為了他的人生享受。李元洛在散文《上有天堂，下有書房》中寫道：“一介書生的我，不惜冒犯民謠，斗膽唐突勝地，逕自改俗諺口碑為‘上有天堂，下有書房’，因為上個世紀后期我有幸擁有一間書房以來，我天天文學于其中，文化于其中，精神食糧于其中，其喜洋洋者矣，樂不思蜀也樂不思那虛無縹緲的天堂。”把書房與“天堂”相比，可謂道盡了書房的無窮魅力。胡適在家的活動場所主要是在書房，遇著疲倦時，讀些詩詞，看些小說，很少到庭院中散步。他晚上出去有事，無論什么時候回來，總要在書房中看一陣書再行睡眠，這是他的習慣。胡適和李元洛一樣是把書房當成了“天堂”。
藏書既有助于學者的學術事業和人生，同時也是在為整個社會的藏書和文化傳承作貢獻。上世紀80年代，任繼愈逛舊貨市場，看到清末大藏書家澄庵的書柜堆積在古舊家具中，無人問津。任繼愈仰慕澄庵的藏書，便花錢把25個殘破的柜子買下，修理完好，擺在自家的書房、花廳中。從1996年開始，任繼愈將自己收藏的《十三經注疏》《西學基本經典》《中國佛教經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重要典籍捐贈給了自己的家鄉平原縣圖書館。胡繩在1995年春，將自己的14478冊藏書贈送給襄樊圖書館（抗日戰爭時期，胡繩在襄樊主編過《鄂北日報》），他幽默地說：“這好比是為我的女兒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婆家。”襄樊圖書館專門設立了“胡繩藏書室”。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1997年4月，胡繩來到“胡繩藏書室”，慈愛的目光停留在“女兒”身上。這里的許多書已跟了他大半個世紀，戰亂中，許多東西都丟了，而這些圖書卻像命根子一樣，跟著他顛沛輾轉，須臾不可分離。任繼愈、胡繩等傳承下來的是書柜和書籍，更是精神和文化的精髓。（余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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