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針對書寫的調查結果顯示：37%的人經常提筆忘字，甚至很多不難的字都忘了怎么寫；22%的人要寫字時首先想依靠的是電腦，而不是筆；16%的人覺得除了名字寫得還行，其他字基本沒法看；13%的人去外面聽課或者開會，最怕的就是記筆記。
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對一個民族而言，有兩種危機的爆發稱得上是“最危險的時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謂亡國之險；一是文化衰微，是謂亡種之虞。而相較于因外族侵略引發的亡國之險，因文化衰微而引發的亡種之虞其實更為堪憂，也更為可怕。
事實上，二十世紀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發的亡國之險爆發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漢字，作為漢民族文化的底線與憑依，其危機已然發端。遠在甲午戰爭戰敗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開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與批判，到了五四運動，這種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終于點燃了新文化運動的烽火，并最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如能客觀地回頭審視，就會發現，新文化運動本身同樣需要反思，筆者以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處，就是新文化運動中欲求“漢字革命”而致“廢滅漢字”的態度。
錢玄同寫于1922年的《注音字母與現代國音》一文交代了這種態度產生的源起。文章說：1894年，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于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可見，當時知識分子欲求漢字革命的初衷，是認為漢字的書寫認記之難影響了國民普及教育的推廣。在這種想當然的線性邏輯關系中，漢字只是一種純粹的書寫工具，仿佛與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史并無什么本質的關聯。傅斯年更是斬釘截鐵地說：“中國人知識普及的阻礙物多得很，但是最禍害的，只有兩條：第一是死人的話給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現代生活的社會里。”
這種過猶不及、失去理性思考的認知隨著救亡圖存時代的來臨，因變革圖強之心而變得更為偏激。魯迅在《關于新文字》一文里甚至把漢字比喻成結核病菌，他說：“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一大批那個時代杰出的知識分子，因為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時代因素裹挾著種種情緒化的認知，他們所推崇的“廢滅漢字”運動曾一度引發了漢字危機。當然，這其中也不乏理性的聲音，聞一多早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就在《論振興國學》一文中明確主張：“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國粹之所憑也。”這是強調一國之文字與一國之文化有著血脈上的本質關聯，甚至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憑依與根本所在。
既然要“廢滅漢字”，就要找一種文字來替代漢字，1920年代趙元任提出國語羅馬字，19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還有錢玄同主張的直接借用世界語，其本質都是想用字母文字來取代象形會意的方塊漢字。
新中國成立后，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所及，漢字的危機依然存在。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漢字危機再一次爆發。有許多學者提出，漢字不適應計算機錄入技術的發展。彼時，應當改革方塊漢字為字母文字的呼聲又起。但這種觀點充其量只是一種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現，因為漢字即便只從成熟的甲骨文算起，也已經有了三千四百多年的發展歷史，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不過數十年，如果要講適應的話，也應該是計算機技術來適應漢字，而非漢字來適應計算機。果然，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漢字錄入如今已經完全不成問題。
當下，漢字正在經歷百年來的第四次危機，即由漢字手筆書寫向漢字鍵盤或語音錄入的巨變所引發的母語情感的淡化。媒體一般將這種危機輕描淡寫地歸納為“提筆忘字”，事實上“提筆忘字”只是現象的例舉式描述，遠未觸及問題的本質。
文化上的危機從來不像亡國之險那樣觸目驚心，但歷經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積累則可能引發亡種之虞。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的消亡莫不伴隨著文字的衰微與消亡，前事雖遠，亦足為鑒！所以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場上，呼喚并激發國民的漢字書寫與母語情懷實在是一件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的事情。尤其是在當下這個急需價值重塑的歷史階段，信仰的崩潰引發精神的迷亂，道德的被拋棄引發社會底線被屢屢突破，人們的眼前充斥著娛樂與物欲，如果再沒有民族文化根本的倡導與宏揚，百年而后，國民丟失的將不僅僅是母語情感，還有民族文化的認同，以及實現“中國夢”的希望。
讓人欣慰的是，近年來，在“亂花已然迷人眼”的重重選秀與娛樂節目中，終于有一檔名叫《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的節目突圍而出，并受到國人的矚目。這無疑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一個嶄新的希望，一種有力的擔當。就像它的宣傳語所說，這是“書寫的文明傳遞”，這是“民族的未雨綢繆”。雖然我們不知道它會帶來怎樣顯著的文化效果，但這種努力的方向就足以讓人怦然心動。
(作者酈波，為南京師范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系教授、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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