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古今談
——論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
9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中提出：“對傳統文化中適合于調理社會關系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我們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揚，賦予其新的涵義。”基于此，儒學在歷史上的向上向美之功，在今天的繼承與發揚之法，本文在此概說一二。
（一）儒學在歷史的發展
儒家文化能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影響力的主流文化，并非生而高貴，它是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和驗證過程，尤其是經過了幾個關鍵的歷史時期，才形成了今天的儒學風貌。
首先，是春秋時期孔子的開創和戰國時期孟子的完善，在先秦時代確立了早期儒學。孔子學術的核心思想是“仁”，他首開私學、傳道授業，雖然也曾在故地魯國為官、雖然也曾帶領弟子周游列國以圖宣揚治國理念，但在生前，他的學術思想于政治上并未成功施行，此時的儒家學說，只是作為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中的一個學術門派，陳述一家之言而已。所以孔子生前最偉大的成就是創立了儒家學派以及培養了弟子三千，使儒學擁有傳承衣缽的學生、具有將學理發揚光大的基礎，這是儒家教育遠遠高明于其他諸子百家的不朽之處。自孔子后，儒學經由曾子、子思等人而傳至孟子，孟子繼承著孔子“仁”的正統思想并進一步發展“仁政”理論，孔孟思想于此時形成了儒家道統，在諸子百家中蔚然大觀。
孔孟儒學，雖由孔子、孟子以畢生之力奔波于各國朝堂及講堂傳播，終究也只是文化個體的民間行為。而漢武帝時期的學者董仲舒，比較諸子的得失優劣、崇尚儒家的治國之道，認為理政治國、育民教子，以遵循儒學為佳。所以他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進而將儒家思想提升為治國綱領、推廣為正統學說。儒學自此時起，真正將學術與政治聯系到一起，將為學與治國聯系到一起。這是儒家學說經過進一步的吸收、闡釋、發展，開始了儒學的政治化。
第三個重要階段，是宋代程頤、程顥、朱熹等儒學大家經過選擇性地吸收不同學派的思想，而形成了理學體系。尤其是朱熹，為儒家經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注釋，使這四部書成為官方欽定的“四書”，是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這就將儒學益加鞏固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但凡讀書人，必讀儒家經典；但凡舉子，必為孔門弟子。至元代，蒙古族統治下的中國雖一度廢除科考制度，但知識分子并未就此廢棄儒學的教化，及至明清兩代的科考，必從儒家“四書五經”中選題、必以八股文形式解題、必依朱熹《四書集注》而“代圣人立說”，在中國古代社會，儒學于思想領域的一統天下達到極致。
在程朱理學之外，宋明時期還發展出了陸王心學，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強調“知行合一”，是“致良知”之學。繼承心學的大儒很多，他們學以致用、成就不凡，比如明朝赫赫有名的一代首輔徐階。
清末曾國藩，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于理學、心學皆有吸收、遴選和發展、應用，并且真正實踐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之路，修己達人，經世致用，武能治軍，文能安國，被評為是清代“中興第一名臣”，更被譽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而毛澤東也曾高度評價曾國藩：“予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自近代新文化運動以來，一些學者將西方思想辯證吸收進本土儒學，在這種思辨之中，產生了新儒學，“融合中西哲學，以建立新儒學”。
以上是儒學在歷史上的幾個重要發展階段。
（二）儒學在社會的作用
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由民間學派上升為官方指定學說，由一家之學完善為社會主流思想，后又經“五四”時期以來的西化思潮與批孔運動沖擊，漸漸式微至人們心目中的腐朽舊說。其實，儒家思想長久以來被認作中國社會的官方正統學說，是有其充分必要性的，也是經過了歷史嚴苛的檢驗。
首先，從個人層面看，儒家學術理論，是一種最容易去踐行的指導思想。儒家提出的理想雖高遠，但實踐方法十分樸素，所謂“道不遠人”是也。比如《論語》開篇一句“學而時習之”，學到了知識還要去踐行它，這樣簡單易行的理論就是孔子對門生修習君子之學的教導——學以致用，這種理論高深難懂嗎？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從當下做起、都有章可循的嗎？
再比如對于“愛”的踐行，墨家的“兼愛”觀，認為愛無等差，博愛天下應當等而視之。然而這種理想雖然高尚，在實際生活中卻難以實現，人們怎可能做到對親人、對陌生人都報以同樣的愛呢？相比之下，儒家告訴人們“泛愛眾，而親仁”，作為仁者，雖然廣泛地愛護眾人，但是首先親近仁德的人，這就有了先后順序、有了主次親疏之分，使人能夠照著入手去做。
再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個“及”字，就提出了一種由先愛自己的老幼親人、再以此為參照去推己及人地愛別人的老幼親人這樣一種推衍性，儒家的愛有等差，正是說明了一種美好理論的可操作性。
而儒家的“八條目”更是具體，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步地設定出了內修己身、外治家國的步驟和方法。可以說，儒家學說，真正實現了以文化人的教化作用，是中國君子養成的成功學典籍。
其次，從社會層面看，儒家是一種提倡入世的、有為的、積極投身社會的思想，與道家的清靜無為、與佛家的看破紅塵相比，儒家提倡“學而優則仕”，鼓勵莘莘學子報效祖國、服務社會、貢獻自我，可以說，儒家從創立之初，就始終是在為國家培養優秀人才。這種人才，是“常以天下為己任”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
就拿中國本土文化中最具影響力的儒道兩家對照來說：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而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崇尚個體意志、追求超脫世外，儒家推崇集體精神、擔負家國天下。所以儒家知識分子是為構建仁愛社會、和諧社會、禮樂社會、大同社會而奔走呼號的行者。
早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儒道兩家角色的分化：面對社會的亂象，老子一騎青牛西出函谷關獨善其身逍遙世外，而孔子領蕓蕓弟子駕車奔勞周游傳道，不顧己身累累若喪家之犬。這就是儒者，他們也許是踐行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社會理想，雖“人不堪其憂”，但是“不改其樂”！儒者為學，為自強不息、報效社會；儒者為人，是推己及人、修己達人；儒者為事，愿為國為民、兼濟天下。
再次，從歷史階段上看，儒家學說，是一種適于治世的、成就盛世的、穩定社會的、化成天下的思想理論。我們回看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就會發現：每當一個朝代進入到穩定時期、盛世時期，國家一定會重新強調起以儒治國、以文治國，這是經過多次實際檢驗的歷史發展規律，就連那些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中央政權，如元朝、清朝，經過一段時期的文化沖突和思想碰撞，最后也不得不回歸到儒家治國方略。儒家文化在個人層面提倡君子風范、在社會層面提倡綱常倫理、在國家層面提倡仁政愛民和為政以德、在國際層面提倡天下一家和仁者無敵，它是一種進取型的、維穩型、秩序型的、中和型的文化，特別適用于個人的平穩上升、社會的穩步發展、國家的安定和諧、世界的和合萬邦。
當今，我們的國家經過政權穩定、經濟發展，也進入到了文化復興的發展時期、面臨著文化繁榮的時代命題。此時，儒家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精華部分、具有時代意義的經典部分，也隨歷史規律又一次蘇醒在我們的社會中，它以古為今用的智慧傳承，滋養著我們今天的社會發展。比如，我們現在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既承襲著儒家學說的智慧基礎，又融入了社會主義的時代需求，是一種涵古納今、承前啟后的價值導向，也是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的一份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
（三）儒學在今天的世界
儒家智慧貢獻給我們一系列概念，比如“仁義”，既提倡仁愛，又強調要在正義的范疇內施行；比如“學習”，既提倡學習理論，又強調實際踐行；比如“孝悌”，既提倡在家里孝順父母，又提倡在社會兄友弟恭；比如“禮樂”，既提倡禮以節人、規范秩序，又強調樂以和情、安和內心；比如“中庸”，既提倡用中道、不極端，又強調保持自我、和而不同。
而儒家在當今最有實踐意義的思想之一，就是“忠恕”，它不僅是歷史貢獻給今天的，也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忠，是中人之心，盡心待人、忠于本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是如人之心，推己及人、換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是要極盡所能，“恕”是要量體裁度，所以“忠”與“恕”，與“仁”與“義”一樣，是一對相互輔助又相互制衡的概念。忠，就是盡己之心，去付出和助益；恕，就是待人如己，去換位和體諒。
這樣的理念，在今天聽來，令人格外動容。這些關乎體諒、誠懇、理解、尊重的品質，隨著歷史河流的向前推進，常常是越來越沉入了河底，其蹤杳杳。所目當今世界，矛盾一點就著，戰爭一觸即發……都是因為“忠恕”這個看起來陌生的概念，實在是被我們遺忘太久了，忘了曾經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一群知識分子，他們雖不同而和、雖不比而周，他們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難，他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們盡管性情不同、出身不同、成就不同，但是在“忠恕”的感召下，都踐行著儒者的光榮與夢想，體察萬物，悲憫蒼生。
而“忠恕”確實可以作為中國文化在今天提供給世界的智慧準則。早在1971年，聯合國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周恩來總理為聯合國大廳帶去了孔子的兩幅語錄，其一是“以和為貴”，另一條就是關乎“忠恕”的解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貢請教孔子，是否有可以讓人終身依照的一句話準則？孔子便回復給他這一句照亮萬世的格言，這一句將中華文化的堂堂正氣昭顯于聯合國面前的行事信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可見，“忠恕”正是對“和諧”的達成，而“忠恕”也不僅是古代知識分子個人修為的守則，更是當代政治風云涌動中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準則。
比如，曠日持久的巴以戰爭，是宗教信仰的沖突；以美蘇為首的東西集團冷戰，是政治形態的沖突；國內的貿易順差與國外的反傾銷舉措，是經濟體制的沖突；文化輸出與文化侵略的論爭，是中西文化的沖突；不同年齡段人群的代溝，是價值觀念的沖突；舊有事物對創新態勢的打壓，是思維模式的沖突……所有這些文明的沖突，究其避免和解決之道，都可在“忠恕”的心態中尋找答案。如此，就不會再用固執去拒絕異類、用偏激去反對異見、用自大去打擊新生、用霸權去迫害弱勢。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講話提出：“要解決這些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今天發現和發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運用人類歷史上積累和儲存的智慧和力量。”所以，縱觀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結合今天社會主義的理論成果，使我們更應具備一份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中國智慧，不僅屬于過去，也屬于未來；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文/子曰文化 曹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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