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一本外國老書持續大熱，市面上幾次脫銷。它不是一本大眾暢銷書，當初僅僅是法國史學術圈子里的專業書，現在卻成為有識、有憂之士的公共讀物。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向參加座談會的專家推薦：“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最近，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可謂洛陽紙貴。這樣一本探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起源及特點的著作，能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除了高層領導人的推薦外，更大的原因是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
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
法國貴族在喪失了其古老政治權利后，仍占據著高官顯爵的地位，并保持著種種令人憎惡的特權（主要是免稅特權），對人民漠不關心，而且越來越頑固地維護他們的封閉利益，從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這個舊制度的頑癥。
當今中國，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無疑問，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風險很大，但不改革風險更大。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對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跡象顯示，新一代領導人已經拿出敢于啃硬骨頭的勇氣和魄力。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因為政府和社會的關系發生了變化。18世紀末，時代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法國的平民等級，尤其是平民的上層資產階級，在經濟實力上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法國貴族還想像中世紀那樣維護他們的特權已經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維爾所說，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猛力拋棄。
這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當前中國，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對官員的腐敗、特權更難以容忍，對影響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為更勇于表達觀點，甚至是據理抗爭。這都在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態和治理模式。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使下情上達，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說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法國大革命為追求社會平等，而不惜犧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實踐告訴我們，在面對理想秩序與現實秩序的落差時，人們應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膽而審慎。
大革命時期的法國，階級矛盾尖銳，經過啟蒙運動洗禮的人民，已普遍產生了徹底糾正不平等狀態的強烈渴望。然而，法國大革命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實現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為它太激進了，充斥著一種平等主義的夢幻，正如托克維爾描述的，“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令人焦慮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最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
事實上，在革命來臨之前，法國政府已開始進行改革，然而，“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當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國已經廢除時，人們對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們很快就忘記了自由，甘當獨裁者拿破侖統治下“平等的奴隸”。托克維爾明確表達了他對法國大革命沒有處理好自由與平等關系的失望情緒，他認為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當前中國面臨的現代化難題與之類似。對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不拿出大膽的勇氣改革，就是在與“革命”賽跑；一味追求激進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動蕩混亂的危險，只能依靠審慎的進一步改革化解，決不可誤入冒險激進的歧途。
可以說，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于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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