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 黃道炫 陳鐵健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 月版
受大陸影視作品的影響，對于大多數沒有經過深入研究的讀者，蔣介石給他們的印象是嚴肅、多疑、陰冷、猶豫、呆板等等，這些確實是蔣介石的一部分性格特征，但遠不是全部。近些年，隨著兩岸學者對蔣介石相關資料的深入研究及專著出版以及大陸語境的逐漸開放，一個真實、全面的蔣介石形象逐漸還原于大眾的眼前，中國社科院的學者黃道炫、陳鐵健先生企圖勾勒出蔣介石的心靈成長史，進而找出蔣介石成敗得失的深層次原因，他們的成果就是這本對于普通讀者而言未必好讀的《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
該書雖然不以事立傳，但蔣介石一生中經歷的幾個重大事件肯定怎么也繞不過，這些事件無疑對他的思想及成長形成了巨大的影響，早年的中國傳統文化成長環境、日本留學經歷、短暫的蘇聯之行、與基督教徒宋美齡的結合都在蔣介石的心靈成長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后來諸多行為可以從此處尋找動因。
和所有出生于19世紀末有政治理想的青年一樣，面對積弱已久的古老中國，救國于水火之中也是青年時期的蔣介石的所思所夢，但也許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浸淫太久，以及日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王陽明的迷戀給蔣介石的假象，蔣介石得出的結論竟是日本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沒有丟失傳統精神，而中國卻相反，沒有看到正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讓同樣像中國一樣陷入困境的日本煥發了活力，為此蔣介石解釋道：
“吾嘗以為，中國果欲建設強大之共和國，當此十年之內，必不可效美法共和皮毛之治理，而且絕對當用開明專治之精神，以為之規劃耳。倘正式大總統果有革命之精神與民主之思想，則吾必以其為具華盛頓之懷抱，而用拿破侖之手段，以建造共和國之模范；否則政黨私見不能消，都督野心不能戢，藩主暴亂不能平，而民之憔悴于水火之中，終于光天化日之一日。竅恐共和民主之蔣未見，而豆剖瓜分之禍已成矣。”
說到底，在蔣介石眼中，對于積弱的中國，“精英政治”和“開明專治”是最好的良藥，縱觀蔣介石在大陸及在臺灣的統治，雖然迫于壓力，也有對民主做出些讓步，對人民作出承諾，甚至被迫下野，但他這種“開明專治”的理念從來沒有放棄過。蔣介石在大陸的失敗有種種原因，但與現代民主相背而行恐怕是最大的一個原因吧。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其實就是“精英政治”，雖然有種種好處，便終躲不過歷史循環的怪圈，不知蔣介石為什么就看不到這一點。儒家理論作為一種個體修身養性的理論或許還不錯，但作為一種治國的理論，幾千年的歷史循環怪圈已經證明了它在政治設計上的失敗，搞不清蔣介石為什么還幻想著“以德治國”。
雖然是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強大共和國實現的三段論，但卻與蔣介石的“精英政治”、“開明專治”在某個層面不謀而合，最少在前兩個階段高度契合，但蔣介石自己很快也看到這種精英統治的失敗，精英統治說到底還是人治，而只要是人治——如果缺少了制度的監督和約束注定會走出獨裁與腐敗，陳鐵健、黃道炫在《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里總結道：
“在蔣介石的影響下，人治傾向推及全國大小機構，事必躬親，獨攬權力的做法動搖了國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礎，上行下效，中央政府的蔣介石個人集權又在地方各大小諸侯身上層層上演，缺乏鼓勵人才發展、監督官員行為的有效監督機制，成為國民政府政治構架的致命傷。訓政時期的國民黨一黨獨大，以常治國，而黨實際上又是利益集團的代名詞……”
蔣介石既然看到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不能為他的強國夢提供良方，卻又錯誤地以為基督教精神可以與中國日益強大起來的共產主義勢力抗衡，他說基督教精神是基于愛，而共產主義是基于恨，說得一點也沒錯，但他其實同時應該看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至少在新中國成立前，靈活地解釋著共產主義，讓無數的農民得到了現實的好處，與這種好處相比，蔣介石宣揚的博愛、強調奉獻的基督教精神，對許多赤貧的農民并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作為一本學術著作，《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可以讓我們處處見識到作者的嚴謹，為了清楚論述蔣介石的思想脈絡，兩位作者參考并引用了數百種文獻，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蔣介石日記》以及不同時期蔣介石的演講、論著，作為一個普通而非專業的的讀者，我個人認為，兩位作者在《傳統精神的養成》、《豐富的傳統養料》、《哲學的繼承與新創》論述方面多有重復，只看標題普通讀者就能知道，其實這三篇里提到的影響蔣介石的都是相同的東西，至于蔣介石失敗的幾個戰例，我個人也認為有些；論述事無巨細，作為一本專業論述蔣介石思想歷程的著作，這種細致多少顯得有些不必要。□ (瘦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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