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在中國的地位與西方完全不同。中國的讀書人往往和皇權緊密相關，皇帝把你抬高，你就厲害，皇帝貶你，你就完蛋。如果僅僅以這種標準來看，宋代肯定是讀書人感覺最好的時期。但是反過來講，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中，精神上或許更加有張力。
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
《生活在哪個朝代最郁悶》，楊念群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文載于《國家人文歷史》（原《文史參考》）2014年第1期，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楊念群老師的新書《生活在哪個朝代最郁悶》雖說是個隨筆集，卻引出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信息爆炸的時代，知識越來越“廉價”，讀書人越來越“不值錢”。以讀書為業、以寫字為生的人，應當何去何從？帶著這樣的疑問，2013年11月，《國家人文歷史》記者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間咖啡館專訪了楊念群。
說來可笑，大學和咖啡館其實是讀書人的發祥地。在這樣一個頗有隱喻意味的地方，我們開始了一場探討讀書人命運的交流。
國家人文歷史（以下簡稱國歷）：“生活在哪個朝代最郁悶”這句話缺一個主語，或者說這個主語是一個潛臺詞。我猜測，這個主語應該是讀書人。什么是讀書人？
楊念群：中國的讀書人自然是源于“士”階層，“士”的產生有很多的學者做過研究，在這方面余英時先生研究得比較深入。
不過，士人、讀書人和知識分子，還是有區別的，他們與“儒”也有一定區別，而“儒”到底是怎么產生的也是個問題。有一種說法，說“儒”最早就是跳大神的“巫”，“巫”與“王”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通天、地、人，也就是充當上天和人間的中介。這是早期的儒者。春秋時代，“禮崩樂壞”之后，“儒”這個人群分散到民間。早期的儒家，比如說孔子，逐漸變成一個民間的教師，起到了傳承“禮”的責任，從這時開始“儒”就逐步分化，最終形成了后來的讀書人群體。
國歷：說起讀書人生活在哪個朝代最郁悶，我們首先就會想到焚書坑儒。商鞅變法之后，秦國以吏為師，似乎很保守。但與此同時，秦國并不排斥他國知識分子來秦從政。比如，張儀、呂不韋，這些“外國人”照樣能活躍在秦朝的政治舞臺上。那個時代算是讀書人比較黑暗的時代嗎？
楊念群：雖然秦國以吏為師，但我們必須注意一個前提，當時的秦國地處西北邊陲，屬于一個蠻夷國家，其文明程度與中原地區相比有很大差距。秦國統治者一直渴望從邊緣到中心，因此就必然以開放的態度來接納中原地區的人才。在以吏為師的思想指導下，秦國的人才政策還是比較開放的。
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的儒家和我們今天想象的儒家不大一樣，這個群體很復雜。儒家中包括了巫者、方士，他們之中有求雨者、做法者、求仙者，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先秦儒家就是宣揚“仁義禮智”的讀書人。對于崇尚法家的秦國人而言，儒家遭到排斥是很自然的事情。
國歷：在陸川拍攝的電影《王的盛宴》中，漢初士人被描繪得唯唯諾諾。在我的印象里，漢初“布衣將相”個性張揚。即便到了武帝“罷百尊儒”之后，漢代的士人仍然是一個有血性的群體。漢代的讀書人是怎樣的狀態？
楊念群：對于讀書人的態度，兩漢有很大的不同。劉邦就瞧不起讀書人，如張良等人都是以謀士、策士的身份出現。反過來，劉秀就非常好讀書。因為劉秀好讀書，士風大振。東漢的讀書人自然就比西漢的讀書人要舒服得多。
漢武帝獨尊儒術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不過，我們也沒必要過分夸大這一思想的作用。“漢家天下，王霸道雜之”，實際上，西漢的政治始終在儒家、道家、法家之間徘徊，儒家并不占優勢。漢武帝獨尊儒術，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道家和法家的勢力很大。
從政治操作層面看，獨尊儒術并不意味著在制度安排上全面采取儒家的政策。雖然漢武帝弄了很多經學博士，集中到漢廷里專門做學問，表現出對儒家很尊崇，但儒家在國家治理方面的作用仍然非常微小，更沒有深入到基層社會。
國歷：盛唐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在這個以詩歌著稱的時代，有一類詩叫邊塞詩。這說明許多有作詩能力的讀書人長期在邊塞服役。對于邊塞，盛唐的詩人們是向往還是無奈？
楊念群：這個現在很難判斷。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李世民自己就是胡人。大唐帝國實際上是一個由尚武的胡人皇帝統治的國家。陳寅恪先生說，在唐代很多秀才并不以讀書為上，反而去學習弓馬。當時的讀書人并非純粹讀書，他們根本不穿長袍大袖，也不談玄論道，反倒是顯示出獨特的尚武精神。那是一種胡漢相雜的文化，讀書人的性情也與漢代有所不同，與宋明時代差距更大。
國歷：宋代君主提出“與士大夫共天下”，讀書人在宋朝應當說很舒服。從待遇上來說，宋代官員薪俸很高，還有各種補貼，這與明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您怎么看待宋代讀書人的幸福生活？
楊念群：唐代是一個胡漢混雜的時代，而宋代相對比較單純，這就是所謂“唐宋轉型”。宋代是儒家做大、做強的一個時代。漢人強烈排斥胡人，夷夏之辯被逐步強化。由于在軍事上不給力，所以就必須強化敵我意識，以文化的優越感支撐信念。
讀書人在中國的地位與西方完全不同。中國的讀書人往往和皇權緊密相關，皇帝把你抬高，你就厲害，皇帝貶你，你就完蛋。如果僅僅以這種標準來看，宋代肯定是讀書人感覺最好的時期。但是反過來講，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中，精神上或許更加有張力。
國歷：由于朱元璋起兵有一種獨立戰爭的意味，他也就成為了漢民族的解放者，在道德上有天然的優越性。因此明代讀書人好像都矮了半截。口口聲聲說“君父”如何如何，這在以前是沒有的。您怎么看待這樣的變化？您在《生活在哪個朝代最郁悶》中提到，您最喜歡晚明，能說說是什么道理？
楊念群：朱元璋出身底層，由于自己文化不高，所以就有意地壓抑士人。與其他專制王朝相比，其實也沒什么特別。當然，如果你和宋朝比就差遠了。你要是和清朝比又好一些。清朝君臣是主子和奴才，比明朝的君臣父子更甚。不過，從明朝開始到清朝，讀書人的地位在逐步的降低，這是一個事實。比如明朝，朱家王爺們薪俸特別高，官員的薪俸特別低。盡管明朝皇帝改變了對讀書人寬厚的政策，但讀書人的空間仍然比較大。
近世中國，儒家有兩個高峰，一個是朱熹，一個是王陽明。朱熹更強調一種制度建設，于是宗族在朱熹以后變得非常普遍，并在明清社會延續了下來，成為儒家思想的根基。明代繼承了宋代的傳統，讀書人一直擁有集會結社等基本權利。比如，明代講學的風氣很盛，書院遍立，流派紛呈，讀書人集會、結社，實際上就是今天說的學術、思想自由。在蘇州就有過上千人的集會，大家席地而坐，暢所欲言，還支起大鍋做飯。這在清朝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不可能有一個朝代是完美的，我喜歡明朝也是相對的。相對于清朝，晚明是一個適合于讀書人生活的時代。清朝的皇帝非常強勢，這種強勢帶來了帝國空前的版圖和盛極一時的武功，但強勢的后果就是人民被迫放棄個人權力，甚至是尊嚴。
與清代不同，明代的讀書人有著自己的精神力量，民間社會的能量很大，這就對讀書人形成了一個有力的支撐。很多人不畏廷杖，冒死進諫，皇帝真是沒辦法，打死他吧！反而在道德上是把他拔高了，皇帝卻要落個昏庸無道的罵名，諫臣以死博得了名節。海瑞的例子恰恰證明了明代的士風。清朝就變了，明末還有死諫的大臣，抗爭的士子。清朝呢？書院不能開了，集會不能講了，士風也就完了。換言之，民間社會沒了，道德支撐也沒了。你死諫的結果就是被殺頭，然后什么都沒有。
在西方，知識分子的價值就在于批評。我想在任何時代，統治者還是需要鼓勵讀書人說話。當然這需要一種制度安排，不能因為讀書人的“閑話”就不能正常行政了，比如明朝末年，讀書人以大義左右朝政，影響用人、施政，確實是問題。東林黨人最后能操控科舉的名額，逐漸形成了利益集團，這肯定是負面的。但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封殺讀書人的聲音。萬馬齊喑是最可怕的。
國歷：在您的書里把清代描寫成讀書人生活狀況最糟糕的一個時期。康雍乾三朝搞文字獄，對讀書人精神上的壓抑究竟有多殘酷？
楊念群：文字獄是一個系統工程，并不針對個人。有些很著名的文字獄個案，幾乎不可思議。一個瘋子說了一些瘋話就被杖殺。其實，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個瘋子、精神病，完全可以免死，但就必須杖殺。這就是一種控制，叫你感受到一種恐怖。當然，這只是文字獄的一個方面。
實際上，文字獄是一種全面控制社會輿論的技術手段，幾個大的案子不過是冰山一角。康熙年間的文字獄，雖然有名，但處理相對比較輕。雍正時期的“曾靜案”基本采用了一種思想改造的形式。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最為嚴酷，超過一百件。但那時候沒有互聯網，誰知道啊？似乎對讀書人的影響并不大。
文字獄的升級不在于發生的頻次，而在于技術手段的臻于完善。比如修訂《四庫全書》，以建設國家級文化工程的名義征書，表面上是要征集歷朝歷代的書籍進行文化建設。實際上，征書的過程就是毀書。
這個過程還是對官員的培訓，培養他們的政治嗅覺和控制技術。在修訂《四庫全書》期間，乾隆皇帝用諭旨教導各地督撫，征什么樣的書，禁什么樣的書，逐漸培養官員的政治嗅覺。官員們必須猜皇帝的心思，又不能做得過了，這里邊輕重的把握，分寸的拿捏，學問大了，經過長時間的調教，官員們逐漸形成了條件反射。這個過程就是專制體制的一種自我建構，大清國逐漸培養出一大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也就造成了輿論空間越收越緊，讀書人說話的權力最終被完全被剝奪。
國歷：雍正朝的“曾靜案”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件。雍正和乾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對待曾靜。雍正與之對談，并把他變成一個宣講員，到各地講自己的錯誤。乾隆呢？一登基就把曾靜殺了。您怎么看這兩種處理方法？
楊念群：雍正的辦法近乎于一種思想改造運動。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都是使用這種辦法，叫你寫思想匯報、自我檢討，讓你自覺自愿地去糟蹋自己。但是，乾隆的控制技術并不比雍正差，雍正和乾隆的方法相結合，一方面改造你，一方面控制你，最終完成了大清帝國對輿論的完全控制。
雍正年間，年羹堯獲罪之后，錢名世以 “曲盡諂媚、頌揚奸惡”的罪名被革去職銜，發回原籍。雍正親自寫下“名教罪人”懸其門。日后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會到他家門前檢查該牌匾是否懸掛。不僅如此，雍正還發動385位文臣寫詩文聲討其“劣跡罪行”。這些詩文雍正皇帝會親自審閱、修改，有些官員因為寫批判錢名世的詩文不用心，被雍正批為“浮泛不切”，并發還重做，雍正要利用“斗” 錢名世，提高官員們的“境界”，不配合的、不用心的、應付差事的，都被視為不可靠的，因此有官員因批判錢名世不力而被革職流放。最終文章全由雍正帝審核通過后，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用上好的宣紙刻印，刊行全國。
國歷：您剛才說，中國讀書人的地位全靠皇帝的恩賜。似乎皇帝對讀書人越來越壞。讀書人的反抗也越來越弱。皇帝和讀書人總在博弈。現在皇帝沒有了，讀書人的地位也沒怎么提高，您怎么看？
楊念群：皇帝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價值凝聚符號，誰是皇帝不重要，但這個位置能夠凝聚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力量，作為一個象征存在。皇帝制度是世襲的，世襲就代表了一種文化傳承，中國就有了坐標系，也就有了依托。有了文化傳承，有了坐標系，有了依托，讀書人才能有一定的位置。蠻族橫行或者流氓當道的時代，讀書人豈不是更加沒活路？不光讀書人，老百姓都沒活路。
還有一點我想談，今天我們都在談論代議制。實際上科舉制度就是一種代議制。我們總是把科舉制度理解為考試制度，其實科舉不是考試制度，而是一個具有流動性的，相對完善的，能把不同層次的讀書人分配到不同的層次來參與國家治理，并推行教化的一項制度安排。你看，科舉的名額按區域分配，每個區域中，誰來獲得這個名額呢？自然是士紳階級和讀書人。他們是地方上的中流砥柱，自然是民意代表的最佳人選。同時，科舉制度是有等級的，秀才、舉人、進士層層遞進，就如市議員、省議員、國會議員等等。
秀才是有身份的人，擁有免勞役、見官不跪等權利。秀才往往是族長或鄉里有地位的人，他就是民意代表。一個秀才上不去了，就會在地方上做慈善，修橋鋪路，利用自己的身份給縣衙寫信，匯報地方上的一些問題。老百姓也可以通過秀才向上面反映問題。科舉制度被我們自己破壞了，很可惜。我剛才講要有文化傳承，有坐標系，有依托。具體說，皇帝、科舉這些東西就是文化傳承，就是一個民族的坐標系，就是一個國家的依托。
國歷：讀書人或者說知識分子究竟應該有什么樣的地位？我們放眼全球，號稱最自由的美國，知識分子也挺邊緣，幾乎完全退守象牙塔。美國的讀書人估計也很郁悶。時代發展到今天，讀書人、知識分子呼風喚雨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即便你到了一個最開放的民主社會，照樣被無情地邊緣化。您覺得這是一種悲哀嗎？
楊念群：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同時也是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讀書人是否重要有兩個標準：讀書人，尤其是人文學科的讀書人，對國家的影響力在降低，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另一個標準是讀書人內心的滿足、自我修養和審美。只要你自己覺得對，覺得好玩，玩到極致了，誰認可不認可不重要。其實，只要你玩到極致了，必然被大家廣泛認可。比如錢鐘書，錢鐘書算是民國遺珠。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很難見了。從長遠看，一個時代能留下幾個這種人物，就是大福氣。
國歷：法國知識分子似乎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知識分子群體，又受政府重視，又受民眾愛戴，說個啥都有人聽。法國有點像宋朝，一個比較弱勢的二流國家，但過得還挺富裕。這么一個國家算是知識分子的天堂吧？
楊念群：有道理。福柯的《詞與物》，很難讀的一本書，在法國居然就賣了幾十萬本。法國才多少人啊？就有幾十萬人去看一本完全莫名其妙的書。
法國算是知識分子最舒服的地方了。當然這也是有原因的，六十年代的法國左翼勢力很強大，政府就把一些知識分子招去獻計獻策。法國知識分子非常明白自己的位置，表示說，“我們不會這些，我們就會批評！”我想，知識分子必須在社會上扮演自己適合的角色。這個角色就是與政府若即若離，與民眾保持距離。直接介入政府就變成了幕僚，過分親近民眾就淪為了公知。（紀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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