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習仲勛傳》（下卷）第31章
編者按: 今天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5周年紀念日，為了更加準確全面了解經濟特區的創辦過程，我們特節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習仲勛傳》（下卷）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層，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認真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半年來謀劃廣東新發展的實踐，深深感到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嚴重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認為要在二十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為此，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代表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權”進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這時正在考慮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廣東的這一建議和要求與中央不謀而合。中央同意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并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實行同內地不同的政策，在全國最先邁開了改革開放的重要一步，對我國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先走一步
中共廣東省委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派出八個調查組深入調查之后，開始了農村體制改革，同時也形成了新的認識：在改革開放中要先走一步，必須發揮毗鄰港澳的優勢。
實際上，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從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制定國民經濟發展綱要開始，中央就考慮如何沖破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的狀態，逐步進入國際市場，以加速國內經濟的發展。一九七八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個考察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個是由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組成的經濟貿易考察組，在香港和澳門的工廠、農場、港口、建筑工地、農產品市場及一些商店實地考察，探求與內地特別是廣東合作發展的可能性。考察組回到廣州后，向習仲勛等廣東黨政領導人介紹考察情況，建議廣東把寶安、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強領導力量，使農業從“以糧食為主”逐步轉到“以經營出口副食品為主”，積極發展建筑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開辟游覽區，辦好商業、服務業和文化娛樂場所等。考察組介紹的情況和建議，與廣東省領導的想法產生了共鳴。
習仲勛等廣東省領導人由此進一步打開思路，向考察組提出了在毗鄰港澳的地方建立試驗區的大膽建議。之后，廣東省開始積極收集對外開放可供借鑒的資料并加以研究，重點研究了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的經驗，準備借鑒他們的做法，放手大干。
國家計委和外貿部考察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經濟考察報告》，提出借鑒港澳經驗，把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爭經過三五年努力，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覽區。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等聽取考察組匯報后，肯定了這一建議，指示：“總的同意”，“說干就干，把它辦起來”。
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迅速落實中央領導的指示，由此開始了創辦經濟特區的歷程。為了開拓各級領導干部的視野，習仲勛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專門聽取省委常委王全國參加由谷牧率領的國務院考察團出訪西歐五國的情況匯報，并在中山紀念堂召開干部大會，向廣東省、廣州市處以上干部傳達，使大家受到強烈震撼，思想豁然開朗。“有些同志說，只要改革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充分發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利用廣東沿海的有利條件，廣東的現代化建設一定可以高速度前進。”
六月二十日晚，習仲勛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研究關于迅速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建設問題。省委常委會議討論落實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今后八年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規劃要點》時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聽取赴日本經濟代表團、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匯報時的指示，一致認為，黨中央對廣東十分關心，給予了很大支持，我們必須認真貫徹，抓緊落實，切實搞好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的建設，決不辜負黨中央的殷切希望。決定組織一個班子，在省委和地委統一領導下，研究制定這兩個縣建設的規劃。會議責成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李建安負責，主持召集省級有關單位研究，提出加強這兩縣建設的方案。
李建安雷厲風行，第二天下午就與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一起召集省直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如何抓好寶安、珠海兩個邊防縣建設和外貿出口問題。六月二十三日，兩人聯名向省委寫出《關于搞好寶安、珠海邊防縣建設和外貿出口的意見》，提出了組織領導、機構設置、建立農副產品出口基地、進出口物資、工業交通建設、來料加工、引進生產線、搞好城鎮建設和發展旅游業等問題的意見，初步勾畫出兩縣發展的雛形。習仲勛和省委基本同意他們的意見。
七月上旬，習仲勛再一次到寶安視察，進一步感受到加快建設寶安的迫切性。回廣州后，他即派省計委副主任張勛甫率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做進一步調查研究。工作組很快送上調研報告，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區、新興的邊防城市。省委和省革委會聽取匯報后，遂在領導層形成共識，之后又對舉辦出口加工區進行了反復論證。十月，廣東省革委會向國務院上報了《關于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提出建設目標和政策措施。這時，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也同意國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寶安蛇口投資建立加工工業區的提議，廣東省和交通部聯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向國務院呈報了《關于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正式提出在寶安蛇口建立工業區，利用國內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結合利用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材料，實現我國交通航運現代化，促進寶安城市工業建設和廣東省的建設。
這樣，在習仲勛的主持下，廣東根據本省特點，并借鑒亞洲“四小龍”經驗，開始著手籌建大規模的出口基地。中共廣東省委和省革委會負責人多次到深圳、珠海察看地形、地貌，同有關人員研究出口商品基地和市政規劃的問題。同時，習仲勛在與省委領導認真研究后，分別與張勛甫、吳健民談話，決定由他們分別負責籌備組建寶安、珠海縣改省轄市的領導班子。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張勛甫任深圳市委書記，吳健民任珠海市委書記。三月五日，國務院同意兩縣改縣為省轄市。此前，國務院還批復同意《關于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及在蛇口建立工業區的報告，并指出：“凡是看準了的，說干就干，立即行動，把它辦成、辦好。”
這時，一份關于香港廠商要求在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送到鄧小平那里。鄧小平隨即批示：“這種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干。”這給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堅定了他們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決心和信心。
習仲勛后來回憶這一段歷史時說：
三中全會關于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發揚民主，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和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為我們展現了廣闊的前景，同時又促使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把廣東的四化建設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發揮廣東的特點和優勢，使廣東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當時廣東省委的同志分頭到各地去調查研究，深感三中全會精神傳達貫徹后，農村形勢一片大好，廣大干部、群眾心情舒暢，“穩定，高興，充滿希望”——這就是當時形勢的概括。從調查研究中，我們又深感廣東的經濟有它的長處和優勢，又有它的短處和弱點。我們的農業不論從農、林、牧、副、漁五業來說，還是從農業內部的糧食和經濟作物來說，都是門類眾多，潛力很大。但是，我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國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糧田，而且自然災害也多，所以糧食問題很尖銳，牽制了農業各業的發展。我們的加工工業有一定的基礎，潛力也很大，但我們缺乏自己的基礎工業，能源、交通問題十分突出。我們的商品經濟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有一定的基礎，加上毗鄰港澳，華僑眾多，搞外貿和引進，條件比國內哪一個省都好。但是由于舊的經濟體制把我們的手腳捆得緊緊的，使我們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優勢，同時也無力克服自己的短處和弱點，困難很多。因此，廣東的經濟究竟應當怎樣搞？應當搞成一個什么樣的經濟？怎樣才能發揮廣東的優勢，怎樣才能克服或避開廣東的弱點？我們調整經濟應當往哪里使勁？所有這些，都必須很好加以解決。我和楊尚昆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經過認真討論，確認根本的出路還是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讓廣東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四化建設中先走一步。
四月一日、二日，中共廣東省委連續兩天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準備材料。習仲勛參加，楊尚昆主持，討論由楊應彬組織起草的《關于廣東經濟工作的匯報材料》和王全國組織起草的《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專題報告》。兩個材料根據廣東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向中央提出了具體要求和建議：一是改革現行管理體制，給地方多一些權限；二是外匯收入擴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資，搞綜合補償等形式，解決廣東電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環節；四是劃定貿易合作區，吸收外商來廣東投資設廠，建議運用國際慣例，將寶安、珠海和汕頭市礐石、達濠三地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五是解決資金、材料、勞動力等的供應渠道；六是建立廣東駐港澳專辦業務的機構；七是盡快制定有關規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八是建議地方外匯進口物資權限下放到省。
中共廣東省委一致的意見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允許廣東在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方面先走一步。為此，要求中央多給廣東一點權（審批權）和錢（外匯）。”大家在討論中建議，要向中央“講清廣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可以為全國提供經驗；先讓地方松動一些，將來中央拿的外匯可能更多一些；廣東市場長期緊張，不給我們一定的權力和外匯，這個現實問題就解決不了。要講清我們的要求和大的措施，爭取中央同意我們先走一步；否則，能解決幾個具體問題也好”。
在討論中，大家對出口工業區提出了幾個名稱，難以確定。叫“出口加工區”，與臺灣的出口工業區叫法一樣，不合適；叫“自由貿易區”，怕被說成是搞資本主義，也不行；叫“貿易出口區”，又與實際不相符。經過大家反復推敲，最后暫定為“貿易合作區”。習仲勛認為，這個名稱富有創意，決定將這一大膽設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中央領導做口頭匯報。
這次常委會形成的向中央匯報的材料，是以習仲勛為班長的中共廣東省委，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敢想敢干的產物；也是習仲勛帶領“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成果。會議作出的請求中央下放權力，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及試辦貿易合作區（后改為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為廣東乃至全國后來的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這時，葉劍英正在廣州視察工作。習仲勛和吳南生前去看望葉帥，向他匯報了廣東省委常委會討論的情況和省委的設想。葉劍英非常高興，表示支持，說你們要快些向鄧小平同志匯報。
四月三日，習仲勛和王全國帶著中共廣東省委和廣東五千六百萬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討論經濟調整問題。習仲勛擔任中南組召集人。
四月五日，會議開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講話。他在講話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幫”后經濟發展的形勢，論述了調整經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調整，整頓，改革，穩步前進”的方針，強調“一定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習仲勛主持中南組討論。王全國代表中共廣東省委首先發言，談到了廣東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革現行經濟體制的要求。習仲勛發言說：“不僅經濟體制，整個行政體制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么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這也符合毛主席講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
四月八日下午，繼續分組討論李先念的報告。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參加中南組討論，習仲勛作了系統發言。他說，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時間搞好整個國民經濟調整的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這里“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搞什么樣的現代化，不能離開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條件。也就是說，我們只能搞中國式的現代化，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學外國，只是借鑒人家的經驗和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前段有一陣風，好像外國什么都好，他們什么都愿意幫我們的忙。其實并不是這么回事。還是要從中國的國情和基礎出發，不能買一個現代化，也不能照搬一個現代化。”他認為，“這次調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調整困難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幫’十年破壞，內傷、外傷太嚴重了，人民生活方面欠賬太多了，問題成堆。但只要方針正確，措施得力，辦法切合實際，困難一定可以克服，我們一定可以邊調整邊前進。”“農業內部的失調，主要是沒有因地制宜，多種經營搞不好。一個地區有一個地區的因地制宜，一個省有一個省的因地制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條件，發揮其長處，克服其短處，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是大學問。這就有分工，有協作，使地區、省和全國的因地制宜能夠銜接起來。像廣東可以多搞糖、黃麻、蠶絲，海南島可以多搞橡膠，為國家多做貢獻。”當然，“農業的布局要一下子調整好有困難，但一定要逐步調整，才能促進農業的大發展”。
習仲勛直截了當地對中央計劃工作提出了批評，他說，“在計劃問題上揭露矛盾不夠”，“計劃上有缺口也不是不知道，但沒有引起重視，或者不敢正視現實。不是留有余地，而是留有缺口，盲目干。還是怕講缺點，不實事求是。并且還搞了些形式主義、勞民傷財的東西，比如參觀多，會議多，省里經常要有一兩個書記、常委來應付開會的事情。”
習仲勛還特別提出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認為李先念的講話，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的“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的說法后退了，只是“一般地講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并且強調要集中統一”。他說：“這個原則是正確的，但當前的主要傾向是什么，應明確。從實際工作來看，我認為現在仍然是權力過于集中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就是集權和分權的問題，要處理好這個關系。現在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這個問題，光講原則也不行，還要具體化一些。希望這次會上能夠就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定出若干條，以便有所遵循。”
接著，習仲勛提出給廣東放權的要求。他說：“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是個大麻雀，等于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
習仲勛的發言內容實在，分量重，受到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的高度重視。
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匯報會，匯報各組討論情況，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參加。習仲勛首先匯報了廣東的情況，談到體制機構、環境污染、糧食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旅游事業等問題，并匯報了“去年已與香港接洽一百五十一項，簽約一億五千萬美元，今年一季度四千多萬美元”的情況。他再次鄭重提出，廣東臨近港澳，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廣東打算仿效外國加工區的形式，進行觀察、學習、試驗，運用國際慣例，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他說，我們省委討論過，希望中央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他又一次講道：“廣東要是一個‘獨立國’的話，現在會超過香港。”“中央領導同志很重視”他的提議。
鄧小平在聽取習仲勛匯報時插話說：“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搞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我們賺的錢不會裝到華國鋒同志和我們這些人的口袋里，我們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廣東、福建兩省八千萬人先富起來，沒有什么壞處。”鄧小平還說：廣東“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幾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廣東這樣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碼不用向中央要錢嘛！”
華國鋒就習仲勛提出的希望中央“給點權”問題時說：“仲勛同志講，廣東如果是一個國家，早就搞上去了。統死了，影響速度，經過兩年認識，更深刻了”，“要進行大的體制改革，如廣東要有一個新的體制”。他對谷牧說：“小平同志提的問題，會后谷牧同志去廣東、福建，還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發展。有關稅收、民航、交通、通訊、利潤、法律問題，外匯能不能拿走，這些問題不解決，無法發展。還有勞務法”等，“珠海、寶安要研究搞加工貿易區”，“加工區通過香港商業網銷售，產品不受配額限制”。
會議期間的一天下午，習仲勛在懷仁堂向鄧小平做了專題匯報，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余地；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于重要僑鄉的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港澳同胞、華僑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鄧小平非常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他敏銳地感到這是一種新思路，是中國實施開放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當聽說“貿易合作區”的名稱定不下來，大家意見不一致時，鄧小平不假思索地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習仲勛對此事印象十分深刻。一九九九年，當大型電視理論宣傳片《春風綠南粵——鄧小平理論與廣東實踐》攝制組采訪時，他激動地說：
一九七九年我們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時，就包括了辦特區的內容，這也是借鑒國外的經驗。廣東有許多有利條件，就是缺少政策和體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當時有人擔心這樣搞會不會變資本主義，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確，很中肯，他說我們賺的錢是不會落在我們這些人的口袋里的，我們是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小平同志說，“廣東、福建兩省八千萬人，等于一個國家，先富起來沒有什么壞處。”在給廣東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辦特區這樣一個大政策出臺的思路方面，小平同志與廣東的干部群眾的想法是不謀而合。一方面，廣東有這樣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這個方面想，并且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根據鄧小平的建議，中央工作會議正式討論了廣東和福建省的提議，并作出關于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有利條件和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試辦出口特區的決定。中央還決定派主管這方面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工作組前往廣東、福建，和兩省省委一起具體研究，共同起草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文件。
這一決定，極大地鼓舞了與會的習仲勛和王全國。習仲勛要隨從的省委副秘書長張漢青“打電話給省委、省革委，把黨中央批準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傳回來，以便做好必要的準備”。
會議一結束，習仲勛趕回廣東，立即向省委常委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向中央“要權”的經過。在傳達中，他“特別強調廣東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廣東的問題，是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問題，是從全局出發的。又說，廣東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國社會發展到現在，總得變，你不提，中央也會提。拼老命我們也要干”。他要求說：“谷牧來，我們要做好匯報。到底怎么搞，要好好準備，把大的盤子定下來。這也是從全局出發，二十多個省、市也總要有先有后的上。我們挑的擔子很重，但很光榮。要好好搞。”
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習仲勛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他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批準了廣東省委關于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中先走一步的要求。他強調：“這個問題對我們廣東來說，是關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們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條件，發揮廣東的優勢，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為全國摸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懼的是，我們的擔子很重，任務很艱巨，又沒有經驗，困難不少，怎樣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擔心的。但是，黨中央這樣關心和支持我們，這就給了我們巨大的力量。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兢兢業業，埋頭苦干，謙虛謹慎，大膽探索，千方百計把事情辦好，就一定能夠為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他充滿信心地說：“我們確信‘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我們團結戰斗，就總會有辦法。”
五月十一日，谷牧率領中央工作組抵達廣州。五月十四日，習仲勛、楊尚昆和劉田夫等按照事先準備的《匯報提綱》和《關于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向中央工作組做了詳細匯報。谷牧聽取匯報后就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必要性、經濟體制改革要解決的若干問題、立法工作和當前要給廣東解決的具體問題講了意見，要求“廣東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殺出一條血路，創造經驗”，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決定更開放一些。
五月二十日，谷牧和中央工作組的成員與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等人進一步就起草向中央和國務院的報告交換了意見。六月六日，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于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報告包括以下內容：一、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優越條件；二、初步規劃設想；三、實行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四、試辦出口特區；五、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報告中，還希望中央幫助廣東解決化肥、電力、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難。六月九日，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了類似的報告。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兩省的報告，也就是廣東干部群眾盼望已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文件指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住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這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對于加速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意義。”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主要內容，包括：外匯收入和財政實行定額包干，一定五年不變；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物資、商業實行新的經濟體制，適當利用市場調節；在計劃、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和對外經濟活動等方面，擴大地方管理權限；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積極吸收僑資、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文件指出：“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經中央批準的廣東省委報告還提出：“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辦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游事業。”報告也明確特區的管理原則是“既要維護我國的主權，執行中國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國的外匯管理和海關制度；又要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
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是對新中國成立后近三十年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對外開放理論正確理解和發展的結果，受到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在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是一個支點，撬動了中國舊體制的巨石。
對于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葉劍英深表贊成和支持。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于六月在接見參加廣東三級干部會議的地、市、縣委書記時高興地說：“同志們反映，廣東省委的負責人是可以信賴的，地委書記也是可以信賴的，關鍵在于領導。”他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地方的同志要求經濟體制要改變一下，下放一些權力。究竟下放多少，改變多大，沒有把握。中央決定廣東、福建先走一步，把廣東作為試點”，“廣東搞好了，可以推動全國、促進全國。”習仲勛向葉劍英表示，一定要從廣東的實際情況出發，把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給廣東的任務。
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迅即決定成立由劉田夫、王全國和吳南生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中發[1979]50號文件的落實；建立廣東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加強對經濟工作的具體協調。“從這以后，廣東根據中央的方針，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創辦經濟特區，踏上了光榮而又艱難的歷程”。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改革開放的春風，給南粵大地帶來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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