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文化思想從文化維度回應時代訴求、破解時代難題，是一個博大精深、體用貫通、科學嚴密的理論體系，特別是所富含的根本性、基礎性、決定性的重大理論創新，為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寶庫作出了原創性貢獻，對于我們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等具有重大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
在社會基本矛盾交互作用中確立文化在社會有機體中的新方位。恩格斯1883年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這段通俗易懂卻鞭辟入里的論斷，十分深刻地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本原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構成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支配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換言之，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它們的共同作用構成整個社會的矛盾運動和人們現實生產生活過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守正創新，既沒有丟掉老祖宗，又講了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這一基本原理的理解和運用上，明確提出：“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強調從整體（總體）上觀察和把握社會基本矛盾，不能將兩對社會基本矛盾割裂開來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雖然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十分復雜的關系，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并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這一重要論斷，確立了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特別是精神、文化在社會有機體中的新方位。
新時代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把文化建設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并列，就是這一創新理論創造性運用的一個證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內容；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確立文化變革新機制。馬克思1859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形式。”從這里，我們可見馬克思已經發現了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或文化）是發展（變革）的，而且這種變革與生產的物質條件的變革具有不一樣的內容和方式，但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或文化）是如何“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而變革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或文化）變革的方式（機制）究竟怎樣，馬克思的時代并沒有給出明確理論闡釋，但給出了認識論和方法論啟迪。
與以往我們認為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或文化）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而變革這一自然而然發生的基本認知不同，習近平文化思想把文化的變革、創新、發展過程視為社會主體——人民的生產創造過程，是人民發揮歷史主動、堅定文化自信，推進文化創新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兩個結合”是文化變革、創新、發展的內在機制。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思維邏輯，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不僅有經濟解放和政治解放問題，而且也有思想、文化解放問題。一定社會的思想、文化解放，就社會有機體而言，有時還具有決定性作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兩個結合”的重大論斷，解決了文化解放、文化發展、文化創新的機制問題。
翻開歷史畫卷，一部人類發展史本質上也是一部思想解放、文化解放的歷史。從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考察，思想、文化解放往往是革命、建設、改革的前導，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恰恰是這種前導之所以成為前導的內在機制。“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實現了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接榫和創新，使人們的思想從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的泥潭中脫離出來，破除了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的迷霧，既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變革和現代轉型，又催生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創造了前提條件、提供了現實可能，不僅讓人們的思想、文化得以解放，而且構成思想、文化接續發展和創造創新的內在機理。
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確立新的文化使命。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兩個大局”的雙重現實語境及其互動關系，以高遠的歷史站位、寬廣的世界視野、深邃的戰略眼光，科學回答“人類文明向何處去”的時代課題，擘畫了世界文明同頻共振、和諧共生的新圖景。
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確定了新時代我國文化建設的歷史方位和時代坐標，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這一重大命題。這意味著新時代文化建設，必須充分觀照當代中國實踐與世界發展互動互聯的時代大勢，在“自我”與“他者”的關系認知中進行科學、系統、全面的戰略規劃。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全新文明成果，深刻體現了“放眼全局謀一域”的戰略思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根本線索與根脈筋骨，著力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轉換成“施工圖”“實景畫”，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責任擔當。
進入21世紀，迫切需要建構一種基于全人類共同利益的文明新范式來消解文明危機、文明困局。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以正確的世界觀、歷史觀、大局觀，縱觀全球發展大勢、深刻洞察國際格局，提出三大全球倡議，為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理念、中國方案。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文明碩果，打破了“現代文明=西方文明”的思維定式，為人類文明譜系貢獻了新樣態，生動詮釋了習近平文化思想蘊含的人類情懷，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為豐富世界文明底色提供了嶄新范式。
馬克思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指出：“在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每天都在重新發明，而且每個地域都是獨立進行的。”隨著機器大工業的蓬勃發展，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為了解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那時，各個地區之間相對孤立的狀態被打破，人類歷史開始發展成為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拉開了“世界歷史”的序幕。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發展都匯入世界歷史洪流中來。21世紀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高度，深切關懷中華文明未來，深邃思索世界文明發展前景，統籌激活中華文明新活力，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展現出民族性與世界性深度融合的理論形象。
（作者：田鵬穎，系東北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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