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月紅（安徽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孫英（安徽工程大學皖江紅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化主體性最重要的是正確處理文明交流互鑒與文化主體性的關系。數千年的人類文明演化史表明，失去文化主體性，文明交流互鑒就成為單一的復刻；缺失了文明間的對話，文化會因轉向內在性而走向衰亡。
從歷史維度看，中華文化主體性是在文明交流中確立的。早在夏商周時期，中華文化就已經開始西向的對外交流，考古學家童恩正先生所揭示的“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這條文化傳播帶把中華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連在一起，翻開了中華文化對外交流互鑒的篇章。秦漢以降，中華文化與域外交流愈加廣泛而頻繁、具體而深入，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佛教東來，隋唐與阿拉伯和歐洲的文化交流，明代鄭和航海遠至西亞、非洲。這一過程中，中華文化兼收并蓄、求同存異，展現出突出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在文明對話交流中，中華文化博采眾長，并以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精神原則確立了主體性，不僅歷史上許多國家曾派出使者學習中華文化，尊稱中國為“禮儀之邦”，而且外來文化在進入中國后也呈現出鮮明的本土化發展脈絡。近代以來，中華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認同危機，文化保守主義者堅持“昌明國粹”，而文化激進主義者則主張“全盤西化”。兩者在不能相互理解和相互溝通的情況下，形成了敵對的文化陣營。事實上，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都不是解決近代文化認同危機的良方。對此羅榮渠先生指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歷史表明，傳統和現代性是現代化過程中生生不斷的‘連續體’，背棄了傳統的現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現代化的傳統則是自取滅亡的傳統”。在激烈變革的年代，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入思考誕生于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如何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以民族形式的文化來強調文化的主體性。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近代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歷史證明，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構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賡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鞏固文化主體性。
從實踐維度看，全球化趨勢下排斥他者的文明，無法鞏固自身的主體地位。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世界上任何一種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和發展的，特別是從17、18世紀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把所有民族、國家和地區都納入世界體系中。西方文明憑借堅船利炮迫使其他文明必須面對和解決與之“對話”的問題。但在這一過程中，現代文明的優勢打破了“對話”的平衡，導致部分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成為單向度的“西化”，放棄了自身文化主體性。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共性與個性、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結合，個性中產生共性、多樣性中產生統一性。本土文化的主體性只有完成對西方文明的揚棄才能真正確立。也就是說，不同類型的文明只有在溝通、交融、沖擊、回應、借鑒、批判中存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一種文明，不管它產生于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社會土壤之中，都是流動的、開放的。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這一命題是中華文化在吐故納新中從傳統到現代的跨越，也顯現出了中華文明與時俱進的品格以及以我為主、海納百川的主體特性。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主體性正是在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現代化的糾偏中走出“西化=現代化”的邏輯困境基礎上確立和鞏固的。
從文明演化規律的維度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是解決文明生存問題的重要路徑。“存在何以永在”是所有文明的本源問題，“跨文明狀態是每種文明得以互動發展的最有效率狀態”，所謂跨文明就是文明間的有效交流。每種文化的生成和發展都是由相應的人類生產實踐決定的，是當時當地人們共享的價值觀、思維模式。不同文化稟賦和思維取向形成了獨特的文明路向。因此，每一種文化都是“不完美”的，人們天然對日用倫常的文化存在路徑依賴。當一種文化演進中過度建構自我、識別他者，那么就會高筑阻礙交流溝通的墻，于是“文化變成了傳統”，削弱了自身的創造力和活力。從文明演化的規律看，“文化自我中心論”是文明存續的大敵。特別是當下人類面臨共同的氣候問題、生態問題、安全問題，這些問題遠遠不是一種文化或文明能夠破解的，需要文明層面相互啟發與借鑒。近代中國衰落一定程度上與清末士大夫對傳統文化持以傲慢和偏見有關，“自視者不幸，自見者不明”。一味以“天朝上國”自居而偏激走向“封閉”的文明，在面對西方炮火的洗禮之時，只能大聲疾呼“開眼看世界”。在國家蒙難、人民蒙辱、文明蒙塵的時代，在從“天下—朝貢體系”轉向“萬國—世界體系”的過程中，正是文明的交流給近代中國帶來了現代化的轉型契機。在清末民初思潮激蕩的文化交融互鑒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紛沓而至，在近代中國的舞臺上比較，并最終幫助國人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之旅無不證明：社會主義沒有辜負中國，中國共產黨沒有辜負中國。而這背后，離不開中西文明的交流、互學互鑒。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文化的主體性也進一步得以彰顯。也只有堅持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地位，才有依托賡續數千年的文脈而不斷吸納其他先進文明的優秀成分，進而生發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之花。
總而言之，文化的主體性絕不會在敝帚自珍中彰顯，而只會在文明交流互鑒中不斷鞏固。中華文明自古呈現的開放包容、創新發展、多元一體的特性也必將在交流互鑒中進一步架起聯結的橋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共同富裕視閾下新時代幸福觀研究”（23BKS137）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