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不久，我以旌德縣俞村公社革委會主任身份參加了徽州地委黨校學習班，通過對黨的三中全會公報的學習，長期被“左”傾思想壓抑的心情，猶如雨后春筍，一下子釋放開來。特別是公報中寫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書，要唯實”等警語金句，擊中時弊，給我增添了無限的信心和力量。
在黨校學習的后期，各縣市推薦一名學員代表在大會上發言，談學習心得。校方還出了一個發言題目《你工作過的地方和單位有哪些‘左’右傾表現》。我縣學員推薦我為發言人，我早早作了準備：1、我沒有稿子帶上講臺，令發言更生動；2、我將校方題目稍稍做了改動：一是我現在工作的地方和單位目前有哪些‘左’右傾表現；二是我黨歷次‘左’右傾表現發生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三是談談克服‘左’右傾的辦法。這個無講稿的發言花了四十分鐘，會堂一片寂靜，下講臺時，一片掌聲。在文革剛結束，“四人幫”倒后不久，‘左’傾思潮還占據人們頭腦的年代里，許多人想講不敢講的話，一下子由我發泄出來，給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回到公社后，我更是堅定地把農業生產責任制按照農民的意愿推進。
俞村公社當時的黨委書記也是農民出身，在推行包產到戶問題上，我們有共識。一九七九年春，我們選擇了當時吃糧靠回銷的仕川大隊考嶺生產隊作為包產到戶的試點，下半年又同意楊墅大隊上周家生產隊搞包產到戶的責任制，雖然叫試點，我們并未派人去包辦代替，完全由農民自己討論，商定承包到戶的辦法。他們比我們更懂得如何做才合理，如何做才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五保四屬如何照顧，比我們統一規定的更切合實際。
一九七九年秋，我們把全公社的油菜田全部分到戶種。那年秋天，仍然無雨干旱，全徽州地區缺水無法及時播種，唯我俞村公社油菜田分到戶后，農民積極性極高，男女老少，挑水的挑水，施肥的施肥，吃奶的小孩背在背上的婦女，也不放過這大好時機。有一天，當時徽州地委第一書記魏心一同志由寧國來到旌德，路過俞村公社時，未進公社大門，就直奔公社對面的王家山田坂，觀看農民種油菜的場面，并在田間向農民私下了解情況。上車前，他突然問我，你們怎么想到將油菜分到戶種？我回答說：“中央上半年召開七個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和三個縣委書記座談會，并發3個會議紀要。明文規定小宗作物可以包產到戶。有了紅頭文件，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一九七九年秋我接任公社書記，不久，公社有人在包產到戶問題上提出反對意見，并總結了十五條罪狀，說什么“班子攤了，人心散了，機器壞了……”。但是，最后一條承認“糧食增產了”，我即說“行了，行了，你前面十五條我都不要，只要最后一條，糧食增產了”，農民種田不增產，我們喝西北風去？當時徽州地區包產到戶的勢頭，算我們俞村公社最迅猛，我們上報的是25個生產隊，實際上先后到戶的有60多個生產隊，其中前村大隊十二個生產隊就有八個隊到了戶。當時有領導要我們立即剎車，并把已到戶的生產隊，全部扭過來。然而包產到戶已成為群眾的集體意愿，想扭回老路上，并不容易。
一九八零年底，中央有關新聞媒體，報道了安徽省大張旗鼓地落實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新聞，這真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時的我以縣委常委的身份跟隨暗里支持我搞包產到戶的縣委書記朱愛華同志，到旌德縣西鄉，繼續從事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工作達半年之久。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