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的長河中，墨不僅是書寫工具，更是傳承文化基因的載體。徽墨，始于唐、興于宋、盛于明清，因產于古徽州府而得名，因其“堅如玉、研無聲、一點如漆、萬載存真”等特點為文人墨客所鐘愛。徽墨是以松煙、桐油煙、漆煙、膠為主要原料，配以麝香、冰片、金箔、珍珠粉等10余種名貴材料制作而成，在反復捶打中逐漸凝成烏玉般的質地。徽墨的歷史，絕非僅僅是一部簡單的工藝史，更是一部生動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漫長的發展進程中，徽墨借助物質流動、技術互動、文化融匯三重機制，見證了各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交往交流交融。

松煙中的族際交往。宋代《墨史》載“天下墨品，首推七宗”：徽墨(皖)、川墨(蜀)、魯墨(齊)、滇墨(云)、京墨(冀)、粵墨(廣)、湘墨(楚)。中國有七大名墨產地，徽墨能以“墨中圭臬”之姿凌越群芳，全靠它打破地域限制的“混搭智慧”。徽墨匠人把吉林的鹿角膠、福建的魚膠、西藏的牦牛膠混合熬煮，創造出獨門三膠九煉法。同時，徽墨的核心材料松煙需優質松木，但是徽州本地資源有限，制墨家族需要對外采購大量優質松木。在元代貫通南北的驛站網絡(蒙語稱“站赤”)上，除了傳遞文書的快馬，還奔跑著運輸松木的車隊。內蒙古博物院藏有一份八思巴文契約殘片，記錄了至正七年徽州汪氏墨莊與克魯倫河蒙古部族的交易細則：“松木一車，兌鹽三斗，伐木需留尺余樹樁”。明清時期，徽商也通過長江水道和西南商路，與苗族、彝族等建立穩定貿易網絡。貴州天柱縣苗寨的古松下，徽州墨商與當地百姓立下漢苗雙語石碑：“漢苗共山，松木同養，伐大留小，十年為期”。這塊被苗族稱為“松棚碑”的契約，拉開了持續200余年的松煙貿易。徽墨制作所需的原材料，來源廣泛，涉及多民族多地區，形成了一條跨越地域的產業鏈，共同淬煉出徽墨的絕代風華。

墨色里的技藝互鑒。在中華文明的長河中，徽墨不僅是傳承文脈的書寫載體，更是鐫刻了各民族技藝互鑒的歷史印記。松贊干布統治時期，文成公主帶著十八種工藝書籍入蕃，隨行匠人有五六百人，有造紙的，也有制墨的。在雕版印刷術傳入藏區之后，在傳統藏族制墨技藝的基礎上，結合漢地制墨技藝對制墨技術不斷地改進后，被作為德格印經院印刷用墨，墨色鮮亮且持久。元代大都的宮廷作坊里，蒙古族、藏族與漢族工匠共同創造了獨特的御用墨錠。到了清代，徽墨制作技藝的民族交融更加精妙。沈陽故宮保存的琺瑯彩墨的制作需要漢族墨匠與滿族琺瑯匠通力合作，正如清宮檔案記載的“徽州程君房與滿洲琺瑯作共制御墨”。清道光年間，麗江納西族墨工發現，從徽州傳來的動物膠在云貴高原寒冷氣候下容易開裂。他大膽改用玉龍雪山下的桃樹膠，創制出“膠潤如酪”的新墨，書寫在東巴經上的字跡歷經一百多年依然烏黑如新。徽州制墨胡氏后人獨創“九蒸九曬”膠料處理法，將松煙、油煙配比精確至毫厘，使徽墨達到“墨色如漆、入紙不暈”的極致境界。當時稱之為“當是時也，列強多以奇技炫世，而此墨獨以中體西用之姿折服眾邦，蓋文化之韌力固在茲矣。”千百年來各族工匠的智慧碰撞，終將不同地域的松煙膠彩凝練成獨特的文化結晶。

墨香中的文化互通。單純的書畫實用功能隨著制作工藝的成熟和精進已經很難滿足人們的追求，制墨行業也因此而蒸蒸日上。在徽墨發展史上，清代制墨大師胡天注開創了藥墨同宗的先河，以集四方珍材的創新理念，突破傳統墨業局限，將中醫藥智慧融入墨錠制作中。其創制的八寶五膽藥墨，以熊、蛇、青魚等五膽配珍珠、犀角、麝香等八味珍藥，在涼血止血領域創造了醫學奇跡。在蒙古族傳統醫學中也出現了對藥墨止血功效的應用，《蒙古族民間治雜病驗方五則》中，主治鼻衄(鼻子出血)的處方明確記載了藥墨的使用，恰印證了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優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共同創造了偉大悠久的中華文明。除此之外，徽墨的紋飾和文字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在徽墨上相互融合。徽墨的方寸之間，龍鳳翱翔的紋飾既鐫刻著漢族祥瑞文化的基因，又巧妙融合了蒙古族云紋的流動韻律、藏族八寶紋的神秘意境;墨體之上，既有筆走龍蛇的漢字書法，亦可見元代蒙古文的剛健筆意、清代滿文的雍容章法。這種審美符號的彼此滲透，使得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理解、相互欣賞，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共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這種以手工制品徽墨為媒介的深度互動，生動地展示了各民族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緊密聯系，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具體而鮮活的歷史注腳。2006年，徽墨制作技藝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當今時代，徽墨的保護傳承需注重多民族歷史敘事的挖掘與呈現。我們應該深入研究徽墨所蘊含的民族交流歷史，通過展覽、教育等多種方式，讓更多的人了解徽墨背后的故事，感受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魅力，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 步英杰 湯奪先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安徽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本文系省社科創新發展研究課題[2024CX00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