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第十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稱，《讀者》位居最受中國讀者歡迎的十大期刊之首。資料照片
同為讀者文摘，兩種不同命運
今年2月，具有91年歷史、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家庭雜志——美國《讀者文摘》第二次申請破產保護。而在中國的甘肅蘭州，另一份也曾叫《讀者文摘》的雜志——《讀者》依然保持著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期刊的地位，并積極做著上市前的準備工作。盡管一個日漸衰落，一個仍生機勃勃，但同為文摘類期刊，前者的命運引起了它的中國同行的高度重視。
1922年，美國《讀者文摘》創刊。創辦者華萊士極富理想主義精神，最初創辦《讀者文摘》時，為了保持嚴肅高尚的刊物定位，竟然不準使用圖片；為了保持公正性和純潔性，堅決不上廣告。后來為了跟上時代發展，這兩個做法都改變了。但《讀者文摘》為讀者提供有益有趣，能夠促進心靈成長、知識成長、事業成長的精神養料的辦刊宗旨始終未變。獨特的定位贏得了廣泛讀者。目前，美國《讀者文摘》在全球70多個國家以20多種語言發行49個版本，僅在美國本土就有590萬付費訂閱用戶，仍然是當之無愧的全球最暢銷期刊。
1981年，中國《讀者文摘》在甘肅蘭州誕生。由于名字和美國《讀者文摘》相同，從1986年開始，美國《讀者文摘》就不斷向當時的中國國家商標局和中國《讀者文摘》提出交涉，要求后者必須改名并賠償侵權損失。在歷經7年的反復協商后，1993年中國《讀者文摘》最終改名為《讀者》。
讀者出版傳媒公司現任總經理彭長城1982年大學畢業后就進入當時的《讀者文摘》工作，他說：“那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對商標、版權這些東西，社會各界普遍不懂，也不重視。所以，1982年我國《商標法》剛頒布的時候，中國《讀者文摘》沒能抓住機會及時注冊，使后面的交涉變得非常被動。”
不過，去掉“文摘”二字并未影響《讀者》的發展，其發行量持續上升。2006年4月，《讀者》的發行量突破1000萬冊，在全世界綜合文化類期刊排行榜上，僅次于美國的《讀者文摘》和《電視指南》，成為中國期刊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今天，雖然與高峰期的發行量不可同日而語，但《讀者》以平均每期350多萬冊的銷量依然保持著中國期刊市場的冠軍地位。
彭長城認為，造成美國《讀者文摘》今天的困境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刊物面貌不新、讀者老化；二是未能適應數字化出版的挑戰。他說，就內容而言，美國《讀者文摘》近十幾年變化不大，國內外新聞故事、心靈雞湯、生活科普、幽默小品……刊物面貌顯得保守陳舊。有調查說，它的讀者年齡普遍在40歲以上，消費不像年輕人那么活躍，因此不受廣告商青睞。
美國《讀者文摘》的數字化起步很早，但發展一直不順。2005年，彭長城去紐約參加世界期刊大會時順便考察了美國《讀者文摘》。“他們很早就成立了新媒體部，有20到30位員工，但后來慢慢變成了網絡維護部門，很多員工被裁掉了，數字化這塊一直發展緩慢。”彭長城說。
與美國《讀者文摘》相比，中國的《讀者》要幸運得多。它的讀者群以青年為主，中老年讀者也占相當比重，讀者年齡段分布比較均衡。彭長城說，應試教育對作文的要求，也使《讀者》備受學生群體和家長老師的歡迎。“《讀者》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優美，立意高尚，長期閱讀可以提高作文能力。許多家長就一直堅持給孩子訂《讀者》。”彭長城透露，在《讀者》的銷量中，零售量要超過訂閱量。但從趨勢上看，付費訂戶在增長，而零售在下降。“這說明，讀者的忠誠度在上升，讀者依然信任《讀者》。”
文摘類期刊逆勢增長，中國市場獨特性凸顯
與世界期刊總體下滑的趨勢不同，我國期刊市場仍在增長。這其中，文摘類期刊的市場表現尤其出色。目前，我國平均每期印數超過25萬冊的期刊有100余種，其中約1/10是文摘類期刊，而且印數大幅領先于其他期刊。據《中國期刊年鑒》統計，2012年，《讀者》的平均期印數是351萬冊，《特別關注》324萬冊，《特別文摘》213萬冊，《青年文摘》118萬冊。有資料稱，綜合文摘期刊種類雖然只占我國期刊總數的1%，但總發行量卻占10%左右。目前每發行100本雜志，就有10本是文摘類期刊。
中國期刊市場的獨特性使許多期刊界人士認為，雖有危機，但從目前看，中國文摘類期刊重蹈美國《讀者文摘》覆轍的可能性不大。
《青年文摘》總編輯楊潤秋說：“我們不能拿美國《讀者文摘》和中國的文摘類期刊比，沒有太多可比性。美國《讀者文摘》是1922年創刊的，中國的《讀者》是國內最早的文摘類期刊，1981年創刊，跟人家差了60年呢，而且社會發展也有差距，美國已是信息化社會，而中國社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還具有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疊加的特性。這就決定了文摘期刊在中國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我覺得沒有必要太悲觀。雖然現在市場是在萎縮，但很多文摘類期刊不還活得很好嘛。”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報刊司副司長張澤青也認為，中國的文摘類期刊和美國的《讀者文摘》沒有可比性。她說，美國《讀者文摘》第二次申請破產保護，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合理行為，它的發行量依然很高。而國內的期刊，即使虧損巨大也照樣能一期一期辦下去，“簡單類比說明不了實質問題”。
實際上，我國的報刊市場不是充分競爭的市場。全國9800多家期刊中，實行市場化運作的只有2000余家。盡管近年來非時政類報刊進行了體制改革，個別地區也試行了報刊退出機制，但行政壟斷、條塊分割的報刊管理體制并未根本改變。中國期刊協會原會長、現顧問張伯海說，這種管理體制一方面限制了競爭，給了辦得很差的刊物茍延殘喘的空間，同時也給了高水平期刊脫穎而出的機會。
但數字化浪潮的沖擊是誰也無法忽視的。張伯海說，美國《讀者文摘》申請破產保護說明，在數字化時代里，誰不改革創新，誰就會被讀者厭棄。“中國的文摘類期刊不能處之泰然，在關鍵時刻要敢于大膽轉身。”
為了應對數字化潮流，《青年文摘》現在也設立了網絡傳媒部，推出了手機報、電子雜志《青年文摘·快點》、有聲雜志《青年文摘·播》等新媒體產品。楊潤秋透露，目前這些新媒體已開始盈利，成為雜志社新的經濟增長點。《青年文摘》已不是一個單一的雜志，而是多產品的全媒體。
隨著網絡媒體的崛起，傳統的文摘類期刊會不會像美國的《讀者文摘》一樣式微？張伯海認為，恰恰是因為數字化技術帶來的信息爆炸，使讀者挑選信息的難度空前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文摘類期刊不但不會衰落，還會繼續發展。他比喻說：“在大海上，你需要精確的羅盤和有經驗的舵手，才能把你順利送到目的地。文摘類期刊就是信息導引船。信息越多越泛濫，越需要挑選和鑒別。”
掠奪式轉載引發批評，業內呼吁規范版權與稿費
轉載了別人的作品必須支付稿酬，這既是常識，也是法律規定。但與文摘期刊每年轉載的數百萬篇文章相比，收到稿費的作者的數量卻不多。文摘類期刊掠奪式轉載對原創媒體的沖擊與不規范的付酬方式正在損害數以萬計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
張澤青說：“不客氣地說，我國很大一部分文摘類期刊是靠侵犯原創者的著作權來生存的。有許多文摘類報刊轉摘了別人的作品，既不署名，也不給開稿費。即使作者發現自己被侵權了，為了那仨瓜倆棗的稿費，也不值當去追討。這也使文摘類報刊有恃無恐。而且更惡劣的是所謂新式文摘類期刊，東摘一點西摘一點，捏合在一起，你都看出原作者是誰，也沒辦法去跟他要稿費。這就等于原創者免費為它們打工了。”
張澤青認為，文摘類期刊的不規范行為和我國相關法律規定有直接關系。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定，報刊轉摘不必事先取得作者和原發報刊的許可，只需事后支付稿酬即可。而在歐美許多國家，如果不事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任何人不得轉載，否則就將面臨嚴厲的經濟賠償甚至刑事處罰。
張伯海說，當初著作權法制定這條規定的初衷是鼓勵傳播，對原創者而言確實有不公平的一面，文摘類期刊不積極主動地支付稿費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畢竟沒有原創就沒有文摘。
目前，文摘類期刊支付稿費主要有三種渠道：一是直接給作者寄稿費；二是通過原載報刊代為轉交；三是通過代理機構收轉稿費。
一些知名大刊在支付稿酬上比較規范和及時。楊潤秋說，《青年文摘》實行的是一文三稿酬制度。“比如一篇文章，我們要付給文章作者一份稿酬，還有摘錄自哪里，我們要付一份稿酬給版權單位，如果是讀者推薦的，我們還要付給推薦者一份稿酬。”《讀者》實行的也是基本相同的稿費制度。
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我國唯一有資格開展代轉稿費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文著協總干事張洪波介紹說，目前已有200多家開展文摘業務的期刊委托他們代為轉發稿費，其中不乏《特別關注》、《青年博覽》、《瘋狂英語》等名刊。“但相對于全國那么多文摘期刊（估計有上千家），這個數量顯然太少了。”張洪波說，盡管法律規定了文著協是報刊轉載文字作品的收轉機構，但并沒有規定文著協這樣的集體管理組織能夠執法或起訴。“所以，即使我們知道文摘期刊不可能全部給作者發稿費，我們也無權去檢查或者起訴。”
張洪波希望正在修訂中的著作權法能在有關備案的條款中增加一條：“報刊在轉載之前應把相關篇目和作者信息向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備案公示”，“這樣就能解決作者不知情的問題，保證其權益。”（張 賀、徐歆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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