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對莫言進行了獨家專訪
儒雅的中式服飾，盤扣系得一絲不茍。所到之處，水泄不通，閃光燈亮成一片。他瞇起眼睛，對此習以為常。
還是那個熟悉的莫言，距離摘得諾貝爾文學獎已經過去了四年多，他依然是當代中國最受矚目的作家。
日前，莫言帶著他的長篇小說系列最新版亮相北京，一向“莫言”的莫言，一改惜字如金的“話風”，在活動結束后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獨家專訪。
對于作家而言，寫作和作品是永恒的主題。莫言的作品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以及當代社會現實融為一體，以自由不羈的想象、恣意汪洋的語言、奇異新穎的感覺，創造出了一個輝煌瑰麗的小說世界。尤其是他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已經牢牢地在世界文學版圖上擁有了自己的疆域。
在莫言看來，一個作家、一個文學愛好者，還是應該先寫自己最有體驗的事情，跟自己切身最為相關的事情。“你要持續不斷地寫作，形成自己的風格，那就必須回到自己的記憶當中去、童年當中去、故鄉當中去。”莫言說，現在寫小說他還是會把小說的內容家鄉化、故鄉化。但每次寫作，他都有強烈的創新意識，逼著自己走一條艱難的、危險的創作之路。
莫言的創作道路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也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
莫言為讀者一一簽名
1981年，他發表了處女作《春夜雨霏霏》；1984年，因《透明的紅蘿卜》一舉成名；1986年，莫言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中篇小說《紅高粱》引起文壇極大轟動。
“現在回想起來，在上世紀80年代，大家確實把文學當做一個重大問題來關注，全國人民把文學作為熱點。”莫言說，當時一份文學刊物可以發行數百萬份，一次詩歌朗誦會在首都體育館竟然可以賣得座無虛席，而且有很多“站票”……
時至今日，文學不再是一種“顯學”，甚至處于“邊緣化”的尷尬境地。對此，莫言怎么看？
莫言題寫“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
“現代社會，消費方式越來越多樣化。一方面，客觀的社會進步造成了大家閱讀量減少，這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這也是我們作家自身的原因，沒有吸引到讀者的閱讀興趣。”莫言認為，不能因此而貶低中國當代文學，實際上，自上世紀80年代之后，近30年來的中國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在國際上形成了很大的影響。
莫言說：“諾貝爾文學獎、國際安徒生獎的獲得都是很好的體現。我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在目前的世界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被翻譯成世界語言走出國門。在莫言看來，這是一種“非常壯觀的文學景觀”。
“最近十來年，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外國翻譯家、外國出版社對中國文學感興趣？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我們作品的創作質量提高了。”莫言說，好的翻譯，能夠為作品增光添彩，對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翻譯可以起到橋梁的作用，但根本來講還是要依靠自己的作品質量；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國力提升，也帶動了世界對中國文學關注的提高。
作為在世界享有盛譽的中國作家和創造力旺盛的高產作家，莫言曾經創作出《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11部長篇小說，還有《透明的紅蘿卜》《白狗秋千架》等中短篇小說100余部。但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下，他卻沒有再出新作。
“我知道你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我的新作什么時候能出來。”莫言坦言，獲獎后他參加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去過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演講，也寫了很多雜七雜八的其他文章，但是他對文學的夢想力度沒有減弱，對寫經典文學的準備沒有停止。
“我一直認為我應該寫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讓它真正成為世界文學的經典，每次寫的時候都是鉚足了勁，但是往往寫著寫著就感覺像爬一座高山，爬不到頂氣就泄了。這是對一個作家毅力、才力、精力的考驗。”莫言說，“我已經年過六十，依然還是有寫偉大文學作品的夢想，正是因為還有這樣一種熱情，還有這樣的實力，還是要寫下去。”
據莫言透露，他的下一部作品是長篇小說，目前正在創作之中，時間跨度從歷史延續到當下，人物五行八作，各顯神通，將全面立體化地展示一段時期的社會生活。“非常坦率地說，我一直在努力，而且我一直很努力。這幾年我一直在搜集各方面材料，甚至也悄悄地到一些地方去調查和采訪。千方百計做準備，盡量想把這個作品寫得好一點。”
在接受采訪的房間一角，莫言的作品堆積如山，正等待著他一一簽名。門口的讀者不停地向屋內張望，眼中充滿期待。
“從我內心來講，我不想成為公眾人物，我只能作為一種習慣來承受它。”莫言臉上流露出無奈和疲憊，“我非常企盼著，我現在比任何一個人都更企盼著中國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因為熱點、焦點一旦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寫小說了。”(史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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