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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赫斯
中共黨史中的第一
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由陳獨秀、李達、陳望道、李漢俊等組成，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中國共產主義者最早的內部刊物：1920年11月7日創辦的《共產黨》月刊，李達任主編。
黨領導的第一張日報：1925年6月由瞿秋白在上海主辦的《熱血日報》。
黨中央最早的機關報：1922年9月13日創辦于上海，由蔡和森主編的《向導》。
中國產業工人中第一個共產黨支部：建立于1922年2月，在江西安源煤礦，由李立三任書記。
黨領導的第一個農會：1922年成立的廣東海豐縣赤山約農會。
中國農村最早的共產黨支部：1923年3月在廣東順德縣建立的中共順德支部。
黨創立的第一個農民運動講習所：1923年7月彭湃創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
黨創辦的第一個婦女運動講習所：1926年9月15日由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等建議創辦的廣州婦女運動講習所，何香凝任所長。
最早的黨校：1923年安源黨組織創辦的中共安源黨校。
最早的中共黨校：1933年3月13日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創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任弼時任校長。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正式黨章：1922年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黨的第一部黨史：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所作的講演，題為《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發展（提綱）——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其使命》。
黨領導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7年10月毛澤東等創建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黨派往共產國際的第一個使者：張太雷。1921年春，他赴蘇聯伊爾庫茨克共產國際東方局任中國科的書記，從事共產國際的聯系工作。1921年6月22日，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并在會上發言。
《八七會議記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第三，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第四，組織問題。以后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
1927年，國民大革命形勢處于低潮，面對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中共組織規模銳減，黨員人數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6萬人左右銳減到近1萬人。
8月上旬，漢口悶熱得像個蒸籠，國共剛破裂后的政治氣氛更令人幾乎窒息。此刻，中共中央原總書記陳獨秀辭職躲進秘密寓所不肯出頭，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已到南昌組織暴動，已轉入地下的中央機關由瞿秋白、李維漢等人主持，共產國際新派來的代表羅明納茲代替鮑羅廷擔任指導。為統一全黨思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舊俄租界一棟小樓里召開緊急的秘密會議，確定了實行武裝暴動和土地革命的方針，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八七會議。
會議最初定于7月28日，由于時局緊張，交通不便，外省代表來不及趕到。推遲到8月3日，仍然來不及。可是，不能這樣等下去，這樣，來了一部分代表后，就定于8月7日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只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湖南、湖北的負責人。其中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黨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和另外兩位俄國同志。
會議由李維漢主持。他首先簡要地介紹了會議的籌備經過，并指出由于到會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此次會議只能是一次緊急會議。會議指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新階段，新時期的革命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其“根本內容是土地革命”，當前的迫切任務是組織農民暴動，并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的任務。在討論中，毛澤東首先發言，他著重講了四個問題。第一是國民黨問題。批評了加入國民黨不是去做主人而是去做客人，黨的領導始終無當主人決心的錯誤。第二是農民問題。指出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湖南產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第三是軍事問題。批評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的錯誤。他要求新政治局常委堅強起來，“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組織問題。指出上級機關要盡心聽取下級的意見。為貫徹會議確定的新的任務和方針，會議通過的《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了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的重要決策。
八七會議記錄稿共有20頁，會議記錄稿記錄者是鄧小平。它詳細、完整地記錄了這次會議的全過程。會議記錄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它是黨中央以及史學界研究八七會議最珍貴、最原始、最重要的一份檔案史料。
毛澤東會上關于“槍桿子”的論斷銘刻史冊
這次八七會議由臨時中央常委李維漢主持，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做報告并由瞿秋白翻譯。莫斯科新的指令中稱，陳獨秀犯了右傾錯誤是因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必須加強中共領導層的工人成分。為此，蘇兆征、王荷波、向忠發、顧順章等工人出身者當選政治局委員。
34歲的毛澤東參加了會議。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和思考，他已經從蒼涼的心境中掙脫出來，有了新的想法。毛澤東不僅是討論時最先發言的代表而且發言次數最多（先后7次）、分量最大（記錄1300余言）。這完全改變了以往其給人留下的“沉默寡言”的印象。毛澤東著重講了國民黨問題、農民問題、軍事問題、組織問題四個問題。在論述國民黨問題時，他指出，“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這是一大錯誤。”對于農民問題，毛澤東直言不諱地指出，“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廣大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在軍事方面，毛澤東不僅尖銳地批評了過去黨不做軍事運動而專做民眾運動的錯誤，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主張。針對黨內極不民主的領導方式，毛澤東指出，“以后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后才能有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毛澤東的發言，在黨領導革命的根本性問題上不但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而且提出了對以后的革命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方針策略，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
毛澤東提出這個重要論斷，是從大革命時期黨未重視建立軍隊而招致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這次會議又提出要進行土地革命，從此在歷史上揭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篇章。
會議開了一天便匆匆閉幕，代表們又用了一天多時間才逐個疏散離開會場。倉促舉行的八七會議雖有局限和不足，卻向共產黨人指明了進行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大方向。
這是由中國國情特點決定的，即中國內部沒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無產階級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裝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也為中國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確的方向。這段話后來成為黨創建、領導和掌握人民武裝并進行斗爭的行動口號。
八七會議雖然確立了武裝反抗的方針，但還沒有把軍事斗爭作為中心。毛澤東的意見還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在半個月后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有的常委指出，毛澤東提出“槍桿子中奪得政權”，與中央意見有點不同，中央意見是純粹依靠群眾力量，以軍事力量為幫助。他這樣偏重于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
1927年8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對這個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說：一、湖南的秋收暴動的發展，是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但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暴動就起來，否則終歸于失敗。二、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子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實際上，毛澤東對槍桿子的重視，比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看得更遠。
八七會議是在當時負責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主持下召開的。他對毛澤東很欣賞。他說：黨內有獨立意見的要數毛澤東。他甚至建議毛澤東去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做他的得力幫手。不想，毛澤東卻委婉地表示，我不愿意去住大城市的高樓大廈，愿意上山去結交綠林朋友。毛澤東還說：縱然武裝暴動失敗了，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
“上山”，在當時的毛澤東心中，還是失敗后保存武裝的一條無奈之路。恐怕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樣一個無奈的選擇，卻闖出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新途徑，闖出了中國的第一個紅色政權。
上山！上山！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原本是毛澤東1928年10月4日至6日在井岡山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他本人非常重視這篇文獻。延安整風時期，這個決議被收入毛澤東先后主持編輯的《六大以來》和《兩條路線》，供黨的高級干部閱讀學習。1950年，毛澤東對決議的第一部分進行修改潤色，然后擬題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作為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開篇。
全文共分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國內的政治狀況”。毛澤東分析了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政治基礎。當時在中國是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對工農階級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舊軍閥統治時期還厲害；分別受國際帝國主義列強操縱的各派軍閥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依然存在；中國迫切需要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第二部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毛澤東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第一，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受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相互間進行連綿不斷的戰爭，在白色區域的夾縫中，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區域能夠發生和存在。第二，紅色政權存在于受1926年和1927年大革命影響比較大的地方，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影響著紅色政權的存在和擴大。第四，相當力量的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第五，共產黨組織的強大和黨的政策的正確。
第三部分“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的失敗”。毛澤東分析了廣東海豐、湖南、黃安等紅色政權失敗的原因，一是因為軍閥之間出現暫時的穩定，一省或幾省的統治階級聯合起來要消滅紅色政權；二是黨內一部分領導同志政策指導上的錯誤。
第四部分“湘贛邊界的割據局面在湘鄂贛三省的地位”。湘贛邊界的紅色政權的存在的偉大意義，在湘鄂贛三省擴大紅軍及共產黨的影響，使紅軍的數量及質量得以擴充和提高，等等。
第五部分“經濟問題”。指出湘贛邊界的紅色政權面臨艱苦的經濟問題。
第六部分“軍事根據地問題”。毛澤東提出了“修筑完備的工事”、“儲備充足的糧食”、“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等鞏固軍事根據地的辦法。
毛澤東自己如此重視這篇文獻，是因為它第一次提出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革命紅色政權的思想，成為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革命新路的理論發端。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始，即在中國共產黨綱領中明確表明：“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采取蘇維埃的形式”進行革命。大革命失敗前夕，在共產國際推動下，中國共產黨人也開展了以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為主要形式的蘇維埃運動，毛澤東正是在上述歷史條件下提出并使用了“蘇維埃政權”這一概念。后來在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改為“紅色政權”，沿用至今。在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國紅色政權”的注釋中寫道：“中國紅色政權在組織形式上，和蘇聯的蘇維埃政權是相同的。”“在中國，1927年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人以毛澤東為代表所領導的各地人民革命起義，即以代表會議為工農民主政權的組織形式。”由此也可知道，蘇維埃政權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實際中創立的革命政權組織形式；而“紅色政權”這一措辭，則是我黨成熟后回溯以往，總結經驗教訓時所作出的新的表述。這一表述，反映了我黨成熟以后對創建革命政權在認識上的深化。
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就提出：“湖南滿山遍野都是農民，是革命的最佳同盟軍。”
八七會議解決了抓槍桿子的問題，但抓了槍桿子以后往哪去呢？最初的選擇還是進攻城市。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形勢突變。中國革命由高潮轉入了暫時的低潮。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極大的摧殘。中共黨員由大革命時期的近6萬人驟減為1萬余人。工會會員由革命高潮時的280萬人下降到7萬人。各地農民協會大部分被打散。盡管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遭受了慘重損失，但中國革命的步伐并沒有因此而停止。痛定思痛，中國共產黨開始在艱難的環境中探索革命新路。如毛澤東所說：大革命失敗了，我們“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
蒼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面對籠罩全國的白色恐怖，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被征服。1927年，仿佛是一個暴動年。繼南昌起義之后8月9日，中央決定讓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12日，毛澤東離開武漢，星夜直奔長沙，著手起義前的各項準備工作，擔任改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可是，毛澤東在安源去銅鼓的路上，被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險些被槍決。歷盡艱險，才終于死里逃生。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圍攻長沙失利的情況下，引兵井岡山，開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塊農村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在實踐上成為開創中國革命新道路的起點。
“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
1927年8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召開的沈家大屋會議，是秋收起義前的一次具有重大決策意義的會議。身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出席并指導了這次會議。會議討論了秋收起義的區域問題、土地問題、政權問題、領導力量等問題。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和形成的關于秋收暴動的基本思想主張，后來在1936年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有一個概括。他說：“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后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運動。我在那里的綱領，要求實現下面五點：1. 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2. 組織工農革命軍；3. 除了大地主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4. 在湖南建立獨立于國民黨的共產黨的政權；5. 組織蘇維埃。”這就是說，此次秋收起義的“綱領”，就是要拋棄國民黨的旗幟，打出共產黨的旗幟，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土地革命，組織蘇維埃，建立革命政權。毛澤東提出的秋收起義的這一綱領，深刻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指明了秋收起義在政治、軍事、土地、政權等方面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艱難險阻踩腳下；從頭越，不達目的誓不休。這就是毛澤東的意志，這就是領袖的豪情。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毛澤東雖然也經歷了挫折甚至是失敗，但是，無論條件多么艱苦，無論環境多么險惡，他從未悲觀失望，從未喪失過勝利的信心，從未離開過部隊一步，當然，毛澤東被錯誤地剝奪軍權的情況應該屬于例外。毛澤東歷經千難萬難，百折不回，把秋收起義的隊伍帶上了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從此中國革命有了立足點，從此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新局面。
工農革命軍面臨著繼續進攻還是實行退卻的關鍵抉擇。毛澤東高于別人的地方在于他善于獨立思考。同時，毛澤東善于從實際出發，善于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能夠迅速看清問題的實質，迅速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
秋收起義如驚天動地的春雷，喚醒了千百萬工農群眾拿起武器同國民黨反動派開展新的斗爭。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同時，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等地也紛紛舉行了武裝暴動。面對轟轟烈烈的暴動高潮，毛澤東激情難抑，揮筆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起義軍雖曾占領醴陵、瀏陽縣城和一些集鎮，但遭到遠比起義軍強大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對敵情估計不足、起義軍缺乏作戰經驗、有些指揮員指揮失當和邱國軒團叛變，起義部隊先后遭到很大損失。9月14日，毛澤東在瀏陽東鄉上坪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命令起義軍各路部隊迅速到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原準備在第二天發動的長沙暴動。毛澤東清醒地對客觀形勢作出準確判斷，他認為敵我力量懸殊，單靠工農革命軍現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國民黨軍隊強固設防的長沙，最終只會導致全軍覆沒。毛澤東主張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那么，到什么地方比較適宜呢？毛澤東指著一張地圖，說：“這里像眉毛一樣的地方，是羅霄山脈的中段，適宜作我們的落腳點。”羅霄山脈地處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四省的交界處，其中段地勢險要，峭壁聳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遠離大城市，群眾基礎較好，敵人力量比較薄弱，而聲勢可以直接影響到湘贛兩省的下游，有很大的戰略優勢與政治意義。
提出這個主張，在當時是需要極大勇氣的。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前敵委員會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議決退往湘南”。
文家市轉兵，是毛澤東探索中國革命特色道路的偉大起點。這是中國革命從攻打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的一個轉折點。這條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帶著秋收起義失敗的隊伍，走上了崎嶇的山路，上到了井岡山，開始了創建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斗爭。1928年4月，朱德和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和湘南起義農民軍輾轉來到井岡山。朱毛兩軍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對許多共產黨人來說，上山這條路走得很突然，思想一時轉不過來。隊伍在井岡山落下了腳，但隊伍中不少人的心卻落不下來。弱小的紅軍上山一年來，在極端復雜、惡劣的環境中奮斗，經常處于優勢敵軍的“圍剿”當中，缺衣少食，不少人對于紅色政權能否長期存在，表現出悲觀的情緒，甚至發出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
逆境中的毛澤東也在思考這些問題。思考后的結晶就沉淀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篇著名的文獻之中。
毛澤東坦言，一個國家，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有一小塊或者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存在，這確實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奇事”。這種奇事也只有在中國能夠發生，它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的。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對紅色政權的鞏固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在白色政權的四面包圍中建立紅色政權這一偉大創舉，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豐富和發展，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不生搬硬套馬列主義的條文或現成模式的框框，而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不同的斗爭形勢，采取靈活多樣的斗爭方式和策略，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黨的優良作風和勝利法寶
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毛澤東提出了關于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理論和“上山”新理念。在秋收起義隊伍面臨轉折的緊要關頭，毛澤東及時調整部隊前進的方向，率領工農革命軍，輾轉來到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地區，在經過實事求是、全面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依托井岡山地區的有利地形，創建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探索中國革命新的偉大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最具中國特色的革命新道路。文家市退兵既是一個戰略轉折，又充分體現了毛澤東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時所具有的寬闊的眼界。這是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的一個標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里程碑。
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黨的優良作風和勝利法寶。改革開放的成功，就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找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過去的成功經驗，也是未來中國現代化路徑的正確選擇。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的天主教堂召開。這次會議在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道路的進程中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兩個重要思想論斷：一個是他在會議開始時代表中共中央作的《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論斷；一個是他在會議結束時作的結論，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明確提出了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的國家里，“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了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得以確立起來了。
六年之后，在迎接全國革命勝利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撫今追昔，感慨地說了一句：“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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