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年-1988年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的父親臨終時問。斯年之后，這也成了梁漱溟之問。他一生始終在問兩個問題：人為什么活著？中國向何處去？今年10月18日，是“中國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誕辰120周年。
梁漱溟這個名字屬于“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操守與擔當。他年少便名滿京華，卻斷然辭去北大教職，投身鄉村建設。雖以文化創造為務，卻為救國九死一生各方周旋。純粹地活著，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辛亥革命后，政局愈發不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國家民族究竟該何去何從。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標志，環繞著中國出路問題，中國思想文化界爆發了一場東西方文化論戰———新文化運動，其規模之大、觸及問題之深和延續時間之長實屬近代文化史上空前。運動中涌現出一大批巨人，如魯迅等，劍尖矛頭直指封建倫理道德，猛烈抨擊孔孟學說。新文化的勢頭可以用摧枯拉朽來形容，盡管還有些遺老死命撐著，“孔家店”已經瀕臨全面崩潰，盛行幾千年的儒學雖說還沒有淪落為過街老鼠，但在大多數人，尤其年青人眼里已經成了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來到北大授課。剛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長室，當著當時在場的陳獨秀的面問校長蔡元培對孔子是什么態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猶豫了一陣才回答說他們并不反對孔子，儒家學說作為一門學問值得研究，至于孔子歷史上的影響和地位可以討論。梁漱溟正色道：“我不僅僅是不反對而已———這次來北大，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后，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全力發揮孔子思想，從文化淵源和人生哲學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全面的反思。
來到北大那年，他不過24歲，絕對算是青年。
從父親那里遺傳來不從俗的性格和對天下事的責任感
其實早在兒童時，梁漱溟便已經形成了對主流意識有自己獨特認識，決不肯隨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跟著還有一句：“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這種性格來自于他對父親梁濟的遺傳。梁濟一生始終是個異類。朝廷守舊之時便已經醉心西學，鼓吹革新立憲，批判傳統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個退了位，新政當道，倒立志為清朝殉節；張勛想復辟，又不以為然，極力勸阻；復辟失敗了，卻致信張勛以死節相勵———張勛才沒有活得不耐煩呢，拍拍屁股跑到荷蘭使館避難去了。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遺書是這樣寫的：“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濟自殺并不是殉清，因為他多次說過擁護共和；而是一種絕望，對時局、對政見、對新舊學———對人生的絕望；左沖右突一生，卻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絕望。當時很多人都已經看出殉清背后這更重大的意義，包括新派陳獨秀、徐志摩等人在內，都感嘆，他這是為了淪喪的道德殉節，確切說，是殉道。
梁濟認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實還是一條死路；而他卻無法找出正確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從父親那里遺傳來的不僅僅是不從俗的性格，更多的還是對天下事的責任感：“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這充分表現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當“兼濟天下”的烙印。
世態丑惡清楚擺在他眼前，引起他對人生的厭倦和憎惡
后來梁漱溟這樣寫道：在父親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靈隱然萌動著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感，而鄙視那般世俗謀衣食求利祿底‘自了漢’。”
這種責任感隨著梁漱溟的成長一日日加強，使他小小腦袋中充滿了與年齡極不相稱的大命題，他寫到：“我自十四歲進入中學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了什么；二是社會問題亦即是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機，無非都用在這兩個問題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過自殺。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親終于得到了解脫，至親的逝去再次誘發了蘊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時的魔障———他開始暗暗籌劃著離開這個人世。他說那時想自殺的原因是“要強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討厭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強，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起了自殺念頭，只因發覺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對這個苦難的世界竟然無法使出哪怕只是一絲一毫的力氣。
這其實是每個剛走上社會的年青人都經歷過的理想幻滅階段，然而相比普通人，這打擊對從小就立志做圣賢的梁漱溟卻格外沉重。同時他的第一份職業———記者，又把這種幻滅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個世態的丑惡清清楚楚地擺放在他眼前。他回憶說：做記者期間“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盡不如理想，對于‘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兇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
最苦悶之時，二十歲的梁漱溟頹然跪倒于釋迦腳下。但從小形成的社會責任感時時刺激著這個年青人的心，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絕緣紅塵。禪房中，有的不僅僅只是佛經，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還是未能忘懷世事，還是致全身心之力為這板蕩的人世尋找著藥方。甚至可以說這種心情越來越急迫，尤其是1916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觸目驚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筆，做《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熱血重新沸騰起來。文中他寫道：“今日之宇內更無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國之樞機者不在秉鈞之當局，而在吾曹！”看來，他已經調整好了心態，準備挽起袖子救濟蒼生了。
1920年，梁漱溟終于推開那扇緊閉多年的禪門，重新回到了人間。他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奄奄一息的儒學。
他對儒學的皈依，看起來很有些荒謬。由于梁濟雅好西學，認定傳統文化于中國無益有害，打小對漱溟進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歲開蒙時，漱溟學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書》，而是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的啟蒙讀物《地球韻言》，后來入的也是新式學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經典“竟未一讀”。
這是巧合還是命運的嘲弄？搖頭晃腦背著四書五經長大的胡適，和從小念著ABC的梁漱溟，怎么到頭來卻調了一個個呢？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著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門學說的真諦，卻需要來自遠距離、甚至是反方向的觀察才能真正體認嗎？
梁漱溟認定東方文化不僅會在中國復興，更會走向世界
其實梁漱溟的推論過程與陳獨秀等時代弄潮兒基本相同，都是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直至辛亥革命后的混亂這延續的一連串慘痛教訓中看出了這么一個問題：“西洋這些東西并非憑空來的，卻有它們的來源。”英雄所見相同，都發現不僅僅鐵甲、火炮、聲光電是皮毛，就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是一樣是枝葉；他們順著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后的根本：“它們的來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們都認為，中國的種種不成功，“全然不是一個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的問題”，而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倫理思想———人生哲學”，“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的改革皆無效用”。所以，“現在最要緊是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不是政治問題”。
當時主流看法有兩種：激進些的說中國的癥結在于“自己不長進”，“乃至道德都不對的”，應該連根拔去，整出沃土來栽培西方先進倫理；沉穩些的則試圖調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卻提出了獨特的觀點。
他以為，人類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而要求”、“變換自己的意思調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別以西方、中國和印度文化為代表。用個比喻，有人得了間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盡一切法子補好漏洞；中國則是調整自己的心態，將漏雨化作一種詩意，做到隨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鴕鳥般把頭扎入沙中，取消這個問題。
梁漱溟認定，盡管目前東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幾有斷絕之虞，但這卻是暫時的，中國文化不僅僅不應該斷絕、也不會斷絕；不僅僅會在中國復興，實現中國的富強，更是會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臘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運一般。
他的努力不在于“成功”，而在于寶貴的“真”
自認開悟的梁漱溟現在已經堅信，自己就是那個兩千五百年后在危難關頭復興孔子思想的人。這種自信在1942年避日軍從香港逃到廣西后寫給兒子的信中表達得很明白：“孔孟之學，現在晦澀不明，而弘揚重光之任，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做。”
自然，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說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會，只是根據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認為，光寫在紙上不能落實的思想絕不是真理。本著對儒家文化的“新認識”、“新設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腳踏實地的改造社會：辦學、鄉村建設；同時，為了天下生靈，他一次次風塵仆仆地于國共兩黨間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滅戰火……
民國中后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視的一個人。當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這種迂腐當年在曹州辦學時便可見一斑：為了倡導財產公有的觀念，他實行學生自愿交納學費的制度，三個月便導致全校癱瘓，還落得學生不交錢卻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辭職了事。后來在國共兩黨間勞而無功的彌合，時常搞得兩頭受氣，憂國憂民的同時多少也顯現出這種天真。最不可思議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國民黨陷入絕境時出這樣的提議：凡是國民黨高位者，自認失敗，對不起國家人民，一律隨蔣介石下野，“閉門思過”。
也許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自己這些努力根本無濟于事，但在他看來，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誠。這種精神的根本應該是孔子說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為后世幾乎沒人能理解孔子的本來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惡論，以至多從外面用力，約束限制猜忌防備，失盡了那份最寶貴的“真”。
梁漱溟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怎么看待自己的傳統文化
被趕下政治舞臺后的幾十年，梁漱溟退回了書齋，做起了“書齋里的學問”。撰寫一生總結性的著作《人心與人生》和《東方學術概觀》。再看梁漱溟理論，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矛盾，但所有人都得承認這個事實：他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我們怎么看待自己的傳統文化。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樣，都是救世的手段，不過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學罷了。在他看來，眾生皆是悲哀，他說過：“我并不以人類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曉得人類是無論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執———我執、法執。”他眼中，眾生皆苦，農民苦、工人苦、軍閥苦、政客苦、文人苦……當然他自己一樣也苦。
1988年，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后一句話是：“我累了，需要休息。”除了等身的著作，他為我們留下一個問題：他真是最后的儒家嗎？
或者應該問：儒家，真的到了最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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