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財富創造的根本源泉，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柱。發展壯大實體經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我們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探索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路和政策舉措，全面夯實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基，助力安徽經濟發展行穩致遠。

強化科技創新引領

安徽要在深化科技和產業創新上當先鋒，以創新型省份建設為旗幟性抓手，在國家科技創新格局中勇擔第一方陣使命。一要加強基礎研究，堅持以國家戰略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為導向，優化基礎研究支持體系，加大對基礎研究支持的力度，不斷提升在前沿技術和關鍵技術領域的創新能力，增強實體經濟競爭優勢。二要健全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機制，推動企業、學校、科研院所等主體資源共享，打造系統化、精準化的產學研用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促進創新成果向實體經濟轉換。三要強化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緊抓科技尖端人才引進與自主培育，增加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科技人才供給；同時，健全創新激勵和保障機制，創造寬松、有利于自主開展科學探索的科研環境，進一步挖掘科技尖端人才的自主研發動力和潛力。

建設現代產業體系

首先，需要大量培育專精特新企業，提升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自主性。通過積極推進專精特新企業培育工程，鼓勵企業在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等方面進行技術攻關，引導企業向產業鏈、價值鏈高端攀升。其次，適度超前布局未來產業體系，提升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引領性。注重發揮省內的產業規模優勢、配套優勢和部分領域先發優勢，推進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發展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尋求搶占未來產業發展的先機；緊跟全球科技前沿的發展趨勢，積極探索未來產業領域，著力謀劃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和氫能與儲能等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未來產業，提升產業布局的前瞻性。再次，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協調發展機制，提升現代產業體系的協同性。要關注現代產業之間的協同合作，加快現代服務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的高質量協同發展，加強生產性服務業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的支撐作用。

加快推進數實融合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提升了傳統生產要素的資源配置效率，為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注入了強大動能。發展和壯大實體經濟，就必須在加快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方面下功夫。其一，構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基礎設施體系，加強信息、物流等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建設，加快5G網絡、云計算、大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其二，持續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融合的深度和廣度，以數字技術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動產業數字化；以數字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推進數字產業化。其三，建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安全管理機制，構建精準、協調、有效的監管治理機制，優化和豐富監管方式，推動形成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的協同監管治理框架，加強對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風險管理。

聚焦綠色低碳轉型

當前，加快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時不我待，亟需走出一條綠色發展之路。為此，一方面，可通過提升綠色市場需求來促進生產方式的綠色轉型。通過多渠道、多元化、多媒介的宣傳方式增強全民低碳、生態環保意識，提高消費者對綠色消費的依賴度，培養公眾對綠色安全等高品質綠色產品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健全綠色政策體系對生產方式綠色轉型的推動機制。要完善綠色財稅政策，通過財政補貼、稅費減免等方式，加強對綠色低碳生產建設的支持力度，鼓勵企業采用低碳科技與可再生能源；要優化綠色產業政策，做好綠色產業發展規劃，強化綠色產業政策對社會資本的引導作用，增加綠色低碳發展的資金需求；要構建綠色發展政策評價考核體系，以經濟增長和環境承載量的同步提升為目的制定綠色發展政策評價考核指標，既要保持足夠的靈活性，又能最大化發揮政策效應，有效助推環境資源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推動結構優化升級

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是全面提升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的重要途徑。一方面，深度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統籌協調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保持工業比重特別是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不斷優化產業內部結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加快傳統產業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變。另一方面，持續完善需求結構，促進供需高水平動態平衡。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培育新型消費載體，拓展居民消費場景，提升居民消費意愿。此外，經濟結構的各個部分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還需注重不斷優化城鄉二元結構、投入結構等，著力解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各種結構性矛盾。

促進營商環境優化

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是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重要抓手。第一，逐步破除市場隱性壁壘，營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消除行政審批流程以外的各類隱性準入壁壘，充分保障各類經營主體在政府采購、招投標等方面的公平待遇。第二，切實降低實體企業綜合成本，營造更加寬松的市場環境。推進“放管服”改革，減少審批流程，精簡審批手續，最大程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積極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健全對高新技術企業、“三農”和小微企業等的稅收優惠政策，有針對性地降低稅費成本；積極發展普惠金融，穩步推進科技金融、供應鏈金融等服務創新活動，持續升級多層次綠色金融服務體系，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第三，加強預期管理，營造更加穩定的市場環境。建立政府部門與經營主體常態化溝通平臺，清晰傳遞政策實施的政策目標、實施路徑等各項內容，提高政策透明度；把握好政策出臺和調整的時度效，避免政策“急轉彎”和“急剎車”，確保政策連續性。

     徐亞平

（作者系安徽大學經濟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