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重建徽州市、重樹徽州牌的呼吁此起彼伏，最近，關于黃山是否應復名為徽州的問題又引起關注和熱議，本報為此采訪了多年來一直研究徽州的王振忠教授，請他談談對該地名爭論的看法。
文匯報：《人民日報》李輝先生最近多次呼吁恢復“徽州”這個地名，這也引起各方對于是否要重新將黃山改名為徽州的又一波熱烈討論。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王振忠：這個問題多年前我關注過，也寫過相關文章談到黃山和徽州之爭，收在《千山夕陽》這本書里。首先要說的是，現在很多人追溯當年徽州改黃山的那次改名，認為當初改錯了，這點我是不贊同的。徽州改黃山和鄧小平有很大關系。當年鄧小平上黃山，發現這里的游客很少，這么好的地方，卻沒什么人來訪，整個皖南的經濟也很落后，于是提出來要想辦法改變這種局面。當時主要是從發展經濟的角度來考慮改名，的確也符合當年的實際需要。
再看當地的實際情況，說實話，上世紀70年代末，徽州并沒有多大的名氣，大概只有老一輩人說起文房四寶里的徽墨、歙硯，才會想到皖南有個徽州。當時鄧小平的相關講話被歸納為“把黃山的牌子打出去”，打“黃山牌”也確實比較成功，最近幾十年黃山市的發展與這次講話之后的相關行政區劃調整是有很大關系的，我們不能抹殺這一點。后來由于對徽州的研究逐漸升溫，徽州因此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于是有了新的口號“打黃山牌，做徽文章”。再往后到現在，最新的口號是“夢幻黃山，禮儀徽州”。我們從這幾個口號的變化中可以看出，當地從強調經濟發展，到逐漸重視經濟、社會、文化全方位的發展，這應該說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一個非常自然的過程。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問題和實際需要，過去徽州改黃山，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現在大家回過頭來看，覺得徽州歷史上很輝煌，這當然也是對的。實際上這有個逐漸認識的過程，如果在現在將徽州改成黃山，那肯定是不妥當的——徽州名氣也有，歷史文化內涵也有，放棄這樣的地名當然相當可惜。但回到當年，在早期百廢待舉的形勢下，徽州改黃山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回過頭來說過去改黃山改錯了，這樣講似乎有點講過頭了。當然，現在改回去有改回去的道理，但也不是非改回去不可。而且，當初徽州改黃山，與現在有些地方出于急功近利的心態亂改地名也不完全是一回事。關于這一點，如果說現在有什么需要反思的，我以為那就是——今后的任何改名皆須慎重。
我知道李輝先生一直很關注地名的問題。1994年我在《讀書》發表一篇《斜陽殘照徽州夢》的文章，李輝在此前后也專門跑到婺源去看，也寫了文章談到徽州的文化遺存問題，他的確一直很關注徽州。其實，很早以前皖南當地就有關于地名的激烈爭論，但很多是從地方利益角度出發，有些已經超出了正常的學術研究、行政改革方面討論的范圍了。
文匯報：過去徽州無人問津，現在卻受到如此重視，這種變化是哪些因素促成的？
王振忠：現在徽州之所以受到空前關注，與幾個方面都很有關系。最早是攝影、建筑等領域的人不斷關注、宣傳，吸引了知識界不少人的眼光。其次是80年代以后學術研究日漸擴大的影響。當時，“徽學”以其豐富的內涵，迅速在中國史研究中異軍突起，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在徽學研究領域，曾有將徽學與藏學、敦煌學并列而為中國“三大地方學”的提法，最早將此形諸文字的大概是我在1996年出版的《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一書。不過，后來大家也逐漸認識到，徽學不是“地方學”，它的研究對象不僅局限于徽州的一府六縣，人們透過徽州研究，是為了認識整個中國(特別是明清以后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所以2014年我在前書的修訂版中，便刪去了這樣的提法。應當說，從學界來看，“三大地方學”已不再有人再提，但專業之外的人談到徽學，仍然經常會沿襲舊說。包括此次“黃山”與“徽州”之爭，也常見有此類的提法。雖然“三大地方學”的提法不太妥當，但徽州保存有目前所知國內為數最多的民間文書，地表文化遺存極為豐富，古村落的類型多樣且質量上乘，這些，都為徽學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徽學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的發展，對徽州的揚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另外，比較重要的一點還有對皖南古村落文化內涵的深入發掘，標志性的事件是本世紀初黟縣的西遞、宏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皖南旅游事業亦因此而蓬勃開展，這也極大地提升了徽州的影響力，所以相對于過去，徽州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文匯報：“徽州”二字具體對應的是哪片區域？它大致經歷過怎樣的歷史沿革？
王振忠：就獨立設置的統縣政區而言，與“徽州”對應的區域先后設有新都郡、新安郡，隋唐時期則有歙州的建制。到了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置徽州。從唐宋以來一直到清末，維持著一州六縣或一府六縣的格局，下轄歙縣、黟縣、績溪、休寧、祁門和婺源六縣。
解放以后，建立過徽州地區、徽州專區，還一度并入蕪湖專區。徽州專區(徽州地區)的地理范圍有所擴大，除了徽州府原來六縣中的五縣(除劃歸江西省的婺源縣)，還一度包括了歷史上不屬于徽州的一些地方，如太平、石埭、旌德等也被劃了進來。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縣，它就位于黃山北大門，這為后來縣級黃山市的設立，埋下了伏筆。
文匯報：現在人們在討論要不要把黃山改回徽州時，也談到鄉愁的寄托，其對應的是否就是一府六縣的那個徽州？
王振忠：現在人們津津樂道的、想要恢復的徽州地區，就是原來的一府六縣加上黃山。現在若把黃山割出去，當然是不愿意的了。
現在的黃山市是三區四縣，即屯溪區、徽州區、黃山區三個區，及休寧縣、祁門縣、黟縣、歙縣四個縣，原來六縣中的婺源縣被劃到了江西省，績溪縣劃到了安徽的宣城市。在我看來，“徽州”較之“黃山”，當然更能展示皖南這一域熱土的文化特色。倘若要改回徽州，要回到原來所謂的徽州一府六縣，這個恐怕不太現實，動靜也實在太大。從可操作的層面來看，如果真的要改，那么徽州區(原來歙縣的西鄉)或可撤消，績溪最好能劃回來，這樣就是五個縣，再加上黃山區、屯溪區，改動僅限于安徽省內，應當比較妥當。如果非得把婺源劃回來，那么改動太大了，顯然不太樂觀。試想，“最美鄉村”的提法就是從婺源縣開始的，江西省怎么可能同意放棄婺源這么重要的旅游資源？當然，如果將來有一天水到渠成，大家都覺得婺源劃到徽州更好，那是另當別論，我當然也樂觀其成，但在當下恐怕是很難實現的。
從歷史發展看，雖然在唐代，婺源地域開發的原動力來自休寧，它與歙州(即后來的徽州)有著天然的聯系，朝廷將婺源歸歙州統轄不無道理。但從地理上看，婺源始終是嵌入今江西省東北角的一個縣份，而且，與徽州其他五縣河流多屬于新安江水系不同，婺源境內的主要河流系屬饒河水系，最終是流入江西鄱陽湖的，因此，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婺源兩度被劃到江西，亦有其“山川形便”上的內在邏輯。盡管文化上的說法很多，但地理上的交錯實在復雜，也是個不能忽視的因素。
如果考慮到文化上的差異，歷史上的徽州，與宣州(屬安徽)和饒州(屬江西)的確有很大的區別。現在，婺源歸屬歷史上的饒州，想要回歸困難不小。相對而言，將績溪從宣城劃回來，可能更為現實。績溪是舊徽州一府六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之際出生于該縣的汪華，被徽州人尊奉為汪王、汪公大帝，對于統合一府六縣具有重要影響。而且，績溪素稱“徽廚之鄉”，是著名的徽菜故鄉，當地的風俗也與徽州其他幾個縣更為接近，將績溪放回到徽州里面還是比較合適的。
更改地名以及相關的行政區，涉及的問題很多。現在有人認為，領導說了不算，專家說了不算，老百姓說了算，這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誰最代表老百姓意見呢？一千個人有一千個想法。而且從本質上說，從古到今行政區劃都是國家權力的空間配置過程。時至今日，行政區劃改革當然要接受專家建議，回應民意訴求，但最終的決策權仍然是在政府相關部門，仍取決于行政上的統籌兼顧。現在強調鄉愁、意欲凸顯文化的價值，這都沒有問題，但地名變化往往有個過程，改地名不能忽略復雜的歷史和地理因素。
文匯報：歷史上“黃山”和“徽州”又有怎樣的關系？
王振忠：談到黃山和徽州的關系，簡單說來，明代以前黃山只是普通的一處山川，并沒有多大名氣。黃山一躍而成天下名山，與明代徽商的崛起密切相關。具體而言，晚明時期出生于歙縣西鄉(即今黃山市徽州區)的汪道昆和潘之恒，先后都以“黃山主人”自居。他們都出身于富商之家，不遺余力地招攬天下文人學士前來徽州，前往黃山探險、旅行。于是，當時士大夫中一度出現了“黃山游”的熱潮。“黃山游”也稱“黃白游”，是指各地的文人學士紛紛前往徽州的黃山和齊云山(白岳)旅行。著名戲劇家湯顯祖曾有“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的詩句，描摹的就是晚明“黃白游”的現象。此一熱潮，極大地提升了“徽之黃山”的名氣，使黃山在短短數十年時間里，一下子成了首屈一指的天下名山。所以現在徽州人講恢復一府六縣，又不想把太平割出去，認為黃山是徽州的，也是有道理的。這里面都有非常復雜的歷史過程，而從現實角度，各方面又都有各方面的考慮，所以改地名并不單純就只是改個名稱那么簡單的事情。
文匯報：我國有些地方地名管理比較混亂，據您所知，徽州地區有沒有地名改動不恰當的例子？
王振忠：現在的情況還比較好，最麻煩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少地名的改動，政治色彩太重，改得相當隨意。此外的一段時間，也有一些地名的改動并不成功。如徽州率口在歷史上相當有名，后改為屯光公社、屯光鄉，繼而又與篁墩鄉合并，設置屯光鎮。在徽州歷史上，篁墩一地相當重要，它是移民進出皖南的交通要沖，許多族譜中都會提到這一地名，在徽州人的“尋根絮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對于士大夫而言，此處還是“程朱闕里”之所在，朱熹和程頤、程顥的祖籍地就都追溯至此。將篁墩鄉并入新置的屯光鎮(屯光大概是取“屯溪之光”的意思)，厚重的歷史積淀無疑被沖刷殆盡。事實上，篁墩原名黃墩，這一地名本身就是一個雅化地名。通過此一地名，我們可以追溯徽州區域社會發展的脈絡。我以前曾專文研究過包括“篁墩”在內的有關雅化的地名問題，發現許多地名實際上提供了了解早期區域社會歷史變遷的重要線索。例如，不少地名的雅化，與村落發展中族姓的紛爭密切相關。一個家族進入一個新地方，當它實力足夠強大時，往往不愿意沿襲前一個家族留下的地名，一定會想方設法加以改變。這種改名往往相當巧妙，也有很多改法，如通過筆畫增減、同音假借等，甚至對某個字加以局部修改。比如“穎川”這一地名，表明這里的原住民是姓汪的家族(因汪氏的中古郡望為穎川郡)，其后，別姓遷居且實力逐漸喧賓奪主，他們雖然沒有將“穎川”一名完全改換，但卻通過將“穎”字左下角的“禾”改成“水”字，以新名“潁川”來昭示村落族姓的變換。徽州人“賈而好儒”，特別擅長玩弄這種巧妙的文字游戲，因此，在傳統徽州，地名的改變，哪怕是局部微小的變動，都有深意存焉。這種現象提醒我們，徽州地名的發育狀態已相當成熟，任何的改動都不應人為割斷其內在的文脈。
責任編輯：
